“弃婴岛”争议持续发酵：弃婴保护工作链条待补

　　政策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落差，是改革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及时梳理、总结肇因，继续推进改革，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

　　徐久已经在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工作了20多年。从一名普通内科医生到院长，他承受的工作压力和经历的情感冲击从未如此巨大。

　　3月16日，广州市社会福利部门宣布暂时停止当地“婴儿安全岛”试点。这一决定，再度把人们口中俗称的“弃婴岛”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是“默许弃婴”还是“人道救助”？争论持续发酵。

　　关闭“弃婴岛”的直接原因是，接收的婴儿数量已达到福利院可承受的极限。在不到50天的时间里，广州市“婴儿安全岛”接收了262名婴儿，远远超出其往年同期接收弃婴的数量。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南京“弃婴岛”，在88天里收到了136个孩子，几乎达到以往全年的水平。

　　广州暂停试点两天后，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就此事向记者表示，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更加宽容地看待“弃婴岛”的试点及后续改革，给改革者以鼓励，以建设性的态度推动这一新生事物的成长，为保障婴儿合法权益共谋良策。

　　 广州“弃婴岛”的47天

　　“弃婴岛”不算是一件新奇的新闻——早在2011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福利院就率先开始了“婴儿安全岛”试点；2013年7月，民政部又下发通知和详细的工作方案，要求全国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推动试点工作。

　　在民政部的推动下，广州“婴儿安全岛”得到了本级财政的大力支持。1月28日，设在广州市福利院门口的“婴儿安全岛”低调启动。这一天是农历腊月廿八，人们都沉浸在迎接新春的喜悦和忙碌里。

　　“婴儿安全岛”开启的第一天，就接收了两名弃婴，头十天就来了33个孩子。广州市民政部门一名相关工作人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即使是在大年三十晚上，也有孩子被遗弃。“不论是他们的父母，还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这个年都没法过好。”

　　当时，忧心忡忡的徐久第一次接受了本刊的采访，希望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善。“因为广州的经济和医疗条件比较好，我们院一直是全国接收弃婴数量最多的儿童福利机构。”他说，“从其他试点的情况来看，设立之初来的孩子是会比较多，但是数量慢慢会回落到一个正常水平，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和往年差别不会太大。”

　　可是，徐久的愿望没有成真。“弃婴岛”接收的婴儿数量不仅没有回归正常，反而加速攀升——5天后，孩子的数量翻了一倍多，达到了79名；2月23日，一名女婴被遗弃在“婴儿安全岛”，工作人员发现她时已经没了呼吸。福利院怀疑家长涉嫌恶意抛尸，遂报警处理。目前，女婴父亲仍在刑事拘留中。

　　此后，广州市福利院收紧了对“婴儿安全岛”的管理，他们开始对一些意图留下孩子的父母进行劝阻，有时双方僵持的时间甚至长达数小时。福利院还决定对遗弃1岁以上婴儿的恶意弃婴行为报警，并向警方提供监控视频。

　　但这些手段没有遏制住弃婴增长的势头。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弃婴数量达到了惊人的262名，床位、人手和隔离设施都已经达到极限。“这些孩子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年纪又那么小，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一口水、一口饭，都需要工作人员的照料。我们一个班组以前照顾50多个孩子，现在已经猛增到80多个，有时甚至近100个，养育的质量已经难以保证。因为床位不够，有些孩子两个人挤一张床，一旦生病就会交叉感染，卫生防疫的风险剧增。”徐久说。

　　“希望大家理解福利院目前的真实困难。”徐久对记者表示，“现在临时‘闭岛’，既是为了把已入院的孩子照顾好，也是为了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复杂现实下的改革难题

　　事情的另一个侧面是，除经济发达、医疗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外，全国其余23个“婴儿安全岛”试点并未遭遇显著的“弃婴潮”，比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试点在10个月内只接收了4名弃婴。大城市尴尬的“弃婴岛”，展现出制度设计与复杂现实之间的矛盾。

　　探寻广州、南京两地约400名孩子在不到3个月内被狠心遗弃的原因，其与生俱来的重病或残疾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在广州市“婴儿安全岛”接收到的262名弃婴中，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其中仅脑性瘫痪就多达110例，唐氏综合征(先天愚型)和先天性心脏病也分别达到39例和32例。

　　这些疾病的治疗往往需要漫长的过程和巨额费用，为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徐久等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重病和残疾已经取代了计划生育压力和重男轻女等因素，成为导致弃婴行为最主要的直接原因。

　　由于大城市经济、医疗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人口流动性大，吸纳了大量的本地和外地就医人群，这方面的“需求”尤为突出。在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覆盖不到位的情况下，“弃婴岛”产生的实际效果也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其设立的初衷。

　　“从根本上说，‘弃婴岛’不是一个解决弃婴问题的好办法。但由于秘密弃婴产生的危害更大，这确实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专家、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说，“但事实上，有些家长想到孩子送到‘弃婴岛’能有人管、能救命，就会减轻了他们在道德上的压力，使他们轻率地做出了遗弃孩子的决定。”

　　而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政策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尚晓媛认为，民政部门和福利机构绝无默许或纵容弃婴的初衷，但政府释放的信号存在被误解的可能。“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试点的实践来检验，如果确实是发出了错误的信号，那就证明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做错了。”

　　詹成付在回应广州暂停试点时表示，民政部建议各地在试点中进一步完善“弃婴岛”接收弃婴的规章制度。“在试点之初，各地在岛内没有设置监控设施，也没有是否是弃婴的甄别机制，一些父母及监护人把自己的病残孩子，甚至六七岁的孩子也往安全岛里送，从而使安全岛变了味。”

　　詹成付说：“现在我们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在‘弃婴岛’安装摄像头，并建立弃婴甄别机制，严格接收查找不到监护人的1岁以下被遗弃婴儿。对于违反法律，甚至是恶意弃婴的婴儿父母，对其进行劝说或留取证据，视情况向公安部门报警，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弃婴违法行为。”

　　 弃婴保护“工作链条”待补

　　事实上，弃婴现象早已广泛而隐秘地存在，“弃婴岛”只是凸显了矛盾的尖锐和复杂——在整个弃婴保护的工作链条上，优生优育政策的贯彻、医疗保障和救助的落实、打击弃婴的执法行动等环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

　　脑瘫、唐氏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这些恶疾直接导致了人伦悲剧，但它们又恰恰可以在婚检、孕检等阶段中筛查出来。2003年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强制婚检政策，广州市的婚检率从此前的93%骤降至现在的7%左右，部分地区只有4%。强制婚检退出的同时，以减免费用、改善流程、加大宣传来鼓励婚检的举措却没有及时跟上。与之形成呼应的是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增高。

　　根据广东省计生部门2011年公布的数据，10年来珠三角城市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平均达2.76%，比10年前翻了一番，也比全国平均数高出50%，主要五项出生缺陷分别为先天性心脏病、地中海贫血、唐氏综合征、神经管畸形和唇腭裂。

　　尽管我国于2010年出台政策，提高对儿童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两个病种的保障力度，随后又在2012年将保障范围扩大到包括血友病、唇腭裂、重性精神疾病等20个病种，提出要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的基础上对重大疾病进行二次报销。然而这些疾病的治疗费用高昂，即使在报销后，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仍然巨大。

　　各地对一些医学知识和保障政策、民间救助渠道的宣传也不够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例如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爱佑通信孤贫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手术治疗项目”，2006年至今共资助了超过16000名患儿，已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贫困先心病患儿救助项目。如果广州“弃婴岛”那32名先心病患儿的家长了解这些信息，或许就能找到勇气，承担起为人父母应尽的责任。

　　社工张雯是专门从事大病儿童救助的“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创始人，她向记者表示，信息的不对称深深地困扰着民间机构：“我们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孩子，但很多时候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在记者的采访中，民间机构普遍希望与政府民政部门加深合作，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及时为有需要的患病和残疾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帮助，除了经济扶持，他们还可以利用专业所长，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提供包括药品救助、康复器械、心理援助等多方面的支持。

　　张雯还表示，社会组织的资金实力有强有弱，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弃婴保护和大病儿童救助的共同治理；而民间力量应当充分发挥灵活的优势，深入救助工作的前沿，立足社区建立大病和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体系。

　　关信平指出，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在为大病和残疾儿童提供救助的同时，还应该更多地关心他们的父母和家庭。

　　“在孩子长大、懂事之前，其实所有的经济压力、心理压力、社会偏见都是由他们的家长在承担，政府兜底和福利机构的养育不能取代父母的角色。”关信平说，“对于一些放弃工作来照顾孩子的家长，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一些经济上的补贴？除了物质支持，政府和社会力量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心理干预和护理技能的培训。”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赖雨晨肖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