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斌：千城一面，尴尬的中国建筑师

　　近期，在美国出版的《原创性翻版——中国当代建筑中的模仿术》一书，列举了上海、广州、杭州、石家庄、济南、无锡等地一大批“山寨建筑”。许多建筑师为了做成项目，纷纷琢磨领导和开发商的喜好，看他们的脸色做设计。“有的领导一时兴起时，都是直接画图的。”一位建筑师无奈地说，“如果出版他的图集，不比专业的设计师少。”（12月23日中国网）

　　读了这则新闻，终于明白为什么当下中国闪烁着“土豪金”的地标建筑层出不穷、摩天楼越来越多了。这些“高端气派上档次建筑”不是城市环境的要求，也不是实用功能的需要，更不是建筑技术发展的必然，而是某些地方领导人的拍脑袋的杰作。只不过，这种借助建筑师之手的“炫技表演”，不仅违背建筑师们的意志，也违背建筑的本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建筑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据报道，2012年中国的建筑规模达到27亿平方米，接近当年世界建筑规模总量的一半。大体量、超高层的新特建筑在中国城市拔地而起。包括一些内地城市在内，追求“国际化大都市”形象正成为一种时尚。在此过程中，雷同的、呆板的、毫无生气的水泥森林不断涌现，“千城一面”现象日趋严重。有人甚至形容，中国200个城市如同“一母同胞”。

　　200座城市如同“一母所生”，人们马上就想到了中国的建筑师们。但将“千城一面”的罪过完全归咎于建筑师，显然是有失公允。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建筑师尴尬生存状况的写照。

　　首先，中国建筑师要看某些领导和开发商的脸色搞设计，这无异于“带着镣铐跳舞”。有报道，一些青年建筑师在偏远地区做的扶贫项目或公益项目，反而能赢得国际建筑界关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晓东在云南丽江做的玉湖完全小学项目，获2006年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在福建永定做的下石桥上书屋项目获2010年阿迦汗建筑奖。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恺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项目的建筑师较少受到业主对创作自由的干扰，更能够自由发挥。另外，这些公益项目的资金有限，也让建筑师更能够回归建筑本体。

　　二者，当代中国的建筑史，某种程度上正在由外国的建筑师们书写。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的团队，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城市核心区约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的建筑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该核心区内，上海36幢建筑有29幢出自西方建筑师之手；广州12幢建筑只有4幢为国内建筑师设计；北京核心区内8幢建筑则全部由西方建筑师设计。

　　其实，中国从来就不缺有眼界的建筑大师，比如贝聿铭，比如梁思成，比如2012年获得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里兹克建筑奖的王澍。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城市建筑正陷入一种怪圈：要么最高，要么最怪。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恺介绍，一些实验性非理性的建筑，应当反思决策机制的缺失。

　　建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要改变城市如“一母所生”的窘境，让建筑艺术少一些遗憾，让建筑师们少一些尴尬，城市的管理者不仅要尊重本土建筑设计师，还要尊重生活在城市的市民们。须知，高大、现代的城市，或许不是市民想要的，也不是建筑设计师们的真实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