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得主张大卫："每写一篇报道我都很紧张"

 　　张大卫(David Barboza)，45岁，《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2005年，他赢得了杰拉尔德罗卜限时写作新闻奖(Gerald Loeb Award for Deadline Writing)，2008年获得了纳撒尼尔纳什新闻奖(Nathaniel Nash Award)，2013年获普利策新闻奖。

　　张大卫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贝德福德(Bedford)。在波士顿大学念本科，研究生阶段在耶鲁大学，修读专业均为历史学。1985到1986年，在波士顿大学的学生报纸工作。在此期间，就校方损毁马丁·路德·金的学术论文展开调查，并发表调查性报道。因而引起《纽约时报》的注意，为他提供在波士顿分社的一年期的实习岗位，之后他在纽约时报以研究助理的身份工作了6年，一直到1996年。一年后，他成为了记者团队的一员。

　　以下是张大卫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对话。

　　问：请说说你是如何开始新闻工作?

　　答：爸爸有一台小小的打印机，然后我让他给我买了一台打字机。在我念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用打字机写体育新闻，然后编成一本杂志。那就是我在新闻领域的半个开端了。之后上大学，我开始读很多非体育类的书。我想，“你懂体育新闻。接着做体育新闻也很好。但是我想做一些真的重要的事情。我不想只是跟着运动员，写写东西。”于是我开始读政治，读历史，如此等等。我开始了解非体育类的新闻。在波士顿大学，我是学生报的其中一个编辑。我还就我的母校是如何损坏马丁·路德·金的论文写了调查性报道。纽约时报发现了那篇报道，波士顿环球报也发现了。一周后，纽约时报说“我们希望你到我们这无薪实习。实习地点在波士顿分社，剪剪报纸。”我说“好啊。”然后我整个夏天的周末就在波士顿分社工作了。

　　问：新闻改变了你吗?

　　答：新闻让我客观公正，深思熟虑。它教会我质疑，让我想知道这个世界的更多东西。

　　问：告诉我你在纽约时报的工作?

　　答：记者是有权力，但编辑和高级编辑有最终决定权。不像其他报社或通讯社，纽约时报的文章编辑得很厉害，有一组人会把整篇报道看完。如果是封面报道，编辑人员会非常小心。如果你可以写出封面报道，或者你想写一篇，他们会重写文章的部分内容。你不可以说“我不同意你。”我在纽约时报工作的第一年里，有件令我吃惊的事。我和编辑一起开会，看着他们互相打起来——不是说真的打了起来，而是他们互相提问非常激烈。我甚至都没有考虑过那些问题。即便我已经在纽约时报干了20多年，我还是会对编辑和记者的素质、编辑提问的质量感到惊讶。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差不多为纽约时报写了1200篇报道，或许更多。每写一篇报道我都很紧张。一篇报道有一个错误，就不是好报道。如果有两处改正，那我就有大麻烦了。如果一年中我的报道有四处改正，那就是一场灾难。当写报道的时候我会很小心。我会回过头来，试着看看这些名字是不是都对。犯错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你要保持警觉，更正每一篇报道，甚至在15到20年后的今天。

　　问：你通常在哪里得到报道的灵感?

　　答：看报纸、杂志、电视节目，从朋友身上，以及吃饭的时候，我得到了百多个报道的灵感。我的麻烦在于怎样把想法写出来。只要你身处新闻行业，你会习惯性地收集报道的灵感。无论你在哪里，你都想提问，想知道些事情。报道的灵感在于提问。报道灵感中的创意就在于问出人们一般不会提出的问题。

　　问：你是怎么组织报道的?

　　答：我拿出文件夹，和人们采访，给人打电话，记笔记，接着尤其要去做大量的调查。然后我会把所有事情过一遍，所有的笔记，所有的东西。接着写报道的提纲——主题是什么，文章是关于什么的，我可以利用什么，最佳的引用是什么。这样有了所有的主题，接着开始思考。或者我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整理的。接下来，我会去星巴克。我有一本方便携带的笔记本，然后开始手写报道。如果我在写特写报道，或者在写一个重要的报道，那我就会在星巴克。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而这就是我的。最近我都是这样工作的，进展挺好。

　　构思出报道是困难的。我想要能用两句话，就告诉你这篇报道的涵义。如果我不能，那我还没理解这个报道。这篇文章的实质是什么?所有事情都会随实质而显现。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真的需要理解报道的结构。即便我已经在纽约时报工作了20年，我还是会挑选我喜欢的文章，剪下来放到我的佳作收藏夹里，然后剖析它们。这是我的工作方法。在我写一篇报道前，我要竭心尽力做研究，思考有什么意义，然后写出提纲。这样的工作我要做上30次。所以说，我的工作方法是折磨。必不可少的折磨。

　　问：能不能给有志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一些建议?

　　答：追随热情，学习佳作，不要担心工作，只要越做越好。只要你专注坚定，好事总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