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念楼小抄》:我喜欢看真正的书话

近读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钟叔河先生的《念楼小抄》一书，作者在《古来早就有书话》一文中谈道：“我喜欢看真正的书话，不喜看通常所说的书评。我以为，书话该是以书和读书生活为题材的小品文，是个人感情流露的点点滴滴；而书评则要对书的内容进行分析，属于社会文化评论或学术随笔札记的范围。”说到书话，我国现代书话名家唐弢先生有“四个一点”之论，即 “一点事实”，一点即可，无需堆砌，避免冗长；“一点掌故”，富有知识性，且非尽人皆知；“一点观点”，要有独特独到之处；“一点抒情”，笔端带情，带有书卷气。此论虽系一家之言，但可能是为当下多数读书人所认可的对于书话特征的大致概括。

《念楼小抄》虽未题以书话之名，但收辑的143篇文章，多数为书话。“念楼”者，作者居所名，视为书室可也；“小”者，谓其篇幅小，每篇千字之内；“抄”者，每篇都有作者撷取自常人很少涉猎的诸般古籍中精妙之处入文，而后发表自己的议论，或针砭时弊，或褒贬风气，或溯源考证，或订正谬传，平实自然，古朴酣畅，又不失儒雅诙谐，知识性丰富，书卷气氤氲，尽显书话之性、之味、之趣。

书中《狗比主人凶》《跟不跟着走》和《听音》三篇文章分别讲到了“宋仁宗妙拒谗言”“晋文公善纳良言”和“魏文侯不废忠言”三则故事，读后使我良久沉吟，感叹不已。自古当政者能够广开言路纳忠言，虚怀若谷从善言，明辨是非拒谗言，都是一件说易行难的事。

第一则引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中记宋仁宗修了新宫殿，百官赋诗祝颂之事，但有的诗中出现犯忌之句，被检举呈达圣上，仁宗只看了一句，便说“器量如此，何足观耶？”故意说器量太小，不值一看，便丢在一旁不再理会。此事反映的其实是仁宗不愿鼓励朝中互相揭发，不想让写诗人因言获罪罢了，绝非仁宗疏忽粗陋，不辨就里。我一直窃思北宋的包拯不惧权贵、铁面执法而能在朝廷立足并充分施展，必是遇到了难得的开明包容之君。今日读罢此文，更加确信了有宋仁宗之君、才有包龙图之臣绝非虚论。

第二则讲到《国语·晋四》中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在当初以公子重耳之身出国流亡时，一名叫头须负责收藏财物的未成年仆人没有跟随，重耳回国即位后，头须前来求见，重耳不愿见他，让仆人回复说主公正在洗头，无暇接见。头须说：洗头时需低头，心是倒着的，考虑问题就想不明白，难怪不愿见我。跟着走的人是牵马拽镫的仆从，留下来的人也在为社稷做事，何必怪罪他们。国君要记平头百姓的仇，那感到害怕的人就太多了。仆人将此言报告，重耳立即予以了接见。另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重耳出逃时，头须“窃藏以逃”，但所窃财物尽用于设法让重耳回国之事，重耳却不知此情。但头须也未讲明原委，只是讲了一番道理。晋文公重耳权衡利弊，认为在理，遂幡然改变了初衷。晋文公确非等闲之辈，服从道理，着眼大局，不计私怨，妥稳人心，难怪能够成就春秋霸业，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则说的是《战国策·魏一》中谈到田子方陪魏文侯饮酒，旁边奏起音乐，魏文侯说道：这编钟的音没有调准，左高。田子方笑，文侯问为什么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臣听说，贤明的君主乐于政事，不贤明的君主乐于音乐。您如此精通音律，我担心您在政事方面会听不清楚。听罢，文侯曰：“善！敬闻命。”如此当面批评，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不讲究方法，在中国官场上，恐怕堪称不合时宜之最了。特别是面对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国君，简直就是“活得不耐烦”了。然而魏文侯竟欣然称善，从善如流，如此的胸怀与雅量，实在值得后人镜鉴。我以为，今天要推崇“田子方”，更要倡导“魏文侯”，如果各级领导首先成了“魏文侯”，那就不会缺乏田子方那样的下属了。(乔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