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明谈怎样认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

怎样认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香港代表团讨论时的发言

（2015年3月7日）

张晓明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份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报告，我完全赞同。

　　今年的报告关于港澳部分的表述，提到要“加强内地与港澳各领域交流合作，继续发挥香港、澳门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这句话的内涵是比较丰富的，反映出中央政府始终是把港澳的发展放在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中来谋划和布局的；反映出中央政府不仅高度肯定港澳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高度重视港澳未来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还反映出中央重视加强内地与港澳的交流合作，着力支持港澳提升自身竞争力。这几天张德江委员长在参加政协港澳委员联组会议和人大香港、澳门代表团座谈时，也多次表示希望港澳聚焦发展，借助国家发展大势积极谋划长远发展，强调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发展、靠法治、靠同舟共济”。这些都表明，从中央政府来说，对港澳仍然是高看一眼、厚爱有加的。中央政府支持港澳繁荣发展的积极态度和政策取向没有变，也不会变。

　　我今天想重点谈谈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这也是正确认识香港与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去年“占中”事件的发生，还是近期出现的针对内地居民“个人游”的激进活动，都促使我们不仅要从政治层面而且要从经济层面深入思考香港与国家主体也就是内地的关系问题。把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问题看清楚、想明白了，才能更好地把握香港发展的大方向大战略，也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抓住机遇，顺势而上，借力而为，从而提升香港自身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像《红楼梦》里所描述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我想谈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三个看清”或“三个最”。

　　 第一个应该看清的是，香港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有内地作为靠山。

　　大家知道，这句话是李嘉诚先生10天前刚讲出来的。他在公司业绩报告会上面对记者关于限制“个人游”等问题的提问时，回应说：“香港是一个好地方，因本港最大的‘着数’就是有内地作为靠山。”我想，李先生作为一位阅历丰富、具有国际视野的商界翘楚，不应该有人怀疑他的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实在话。“靠山”这个词很通俗，把它放在形容两地经济关系的特定语境里，可以至少演绎出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内地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强大依托。 香港地域狭小，自然资源稀缺，从百多年前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靠的是什么？有人会说，靠的是高度自由开放的经济制度，靠的是优良的法治环境，靠的是先进的管理理念，靠的是广泛的国际联系，等等。这些点得都没有错。香港是一个国际性城市，赚的是全世界的钱。但是，除了这些因素，客观理性地分析，对香港经济繁荣发展起根本性支撑作用的是内地因素，内地庞大的实体经济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大依托。

　　从下一组数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2014年香港与内地货物贸易总额达39660亿港元，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50.3%，其中香港出口和转口内地货物总额达19790亿港元，占香港整体货物出口总额的53.9%。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截至2013年，内地在香港直接投资存量达33416亿港元，占香港外来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31.9%。2014年内地在香港上市企业共有876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50%，占香港股市全部集资额的74％。香港还是国际旅游中心之一。2014年，内地访港旅客达4725万人次，占全部访港旅客的77.7%，为香港带来数以千亿港元的经济收益。香港的服务业占到GDP的93%，如果没有内地蓬勃发展的生产制造业和广阔的市场作为根基，香港的服务业怎么可能枝繁叶茂、花开不败？

　　内地对香港经济的支撑作用还体现在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对香港食品、农副产品、水、电、气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上，从而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香港市场95%的活猪、100%的活牛、33%的活鸡、100%的河鲜产品、90%的蔬菜、70%以上的面粉都由内地供应。在座的代表可能大多数都还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香港流行一个词，叫“制水”，意思就是“限时供水”。这已成为一代人的苦涩记忆。1960年，香港遭遇大旱，一年间“河塘干、田园裂”，水塘库存水仅够供全港350万市民饮用43天。建筑进度减低40%，工业损失过亿，20多万人逃离家园。我听一些香港老朋友讲，当时由于缺水，每天供水4小时，甚至有一段时间每四天才供水一次。喝水、洗澡、洗衣都成了问题。在街头常常能看到全家人提着水桶轮流排队取水的场景。因为轮候争水，街坊反目，甚至闹上法庭的事情都有。当时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等香港各界的信函如雪花般涌向北京求援。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中央财政拨款3800万元，“引东江水济香港同胞”，后来用了11个月建成东深供水工程，从1965年3月1日起开始向香港供水，从此改变了香港长期缺水的历史。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当时这个工程是凿山劈岭、架管搭桥将位于东莞水源地的水位提高了46米，使之倒流83公里而进入深圳水库，再经过3.5公里长的输水涵管输入香港的。后来又进行了3次扩建和一次大规模改造。50多年来，这项工程已成为香港的生命线，每年输水占香港所耗淡水近八成，累计对香港供水223.48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个半洞庭湖的水量。有人说，正是因为有了东深供水工程，才使香港经济获得快速腾飞的最重要补给，并得以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也有的人说，东江水是香港花钱买的。但这里不只是一个可以用钱算账的问题。在长达50多年时间里，东江水沿途有深圳、东莞等城市工业突飞猛进，有河源、惠州等地渴望发展，但大家都千方百计保护着一江清水向港流。沿江当地政府沿着水库修筑十几公里的防护林，对库区实行全封闭管理，武警边防官兵组建30多年来一天两次巡逻，有关部门每天对供港水质进行检测。50多年来，这条生命之水的水质一直稳定保持在优于国家二级水源标准以上。可以说，东深供水见证了祖国人民与香港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是祖国内地与香港经济脐带般连接关系的生动例证。

　　 第二层意思，内地是香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大家知道，香港经济的两次历史性转型，都是内地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和封锁，使得香港经济原先赖以支撑的转口贸易出现大幅下跌，航运、金融、保险、仓储、港口等行业和企业纷纷倒闭，迫使香港商人从转口贸易之外另寻出路；另一方面，内地接连发生政治运动，又使得大量的人才、资金和技术不断流入香港。正是依托内地大量流入的廉价劳动力、资金和技术，香港才在50年代到70年代近20年的时间里，面向西方市场发展起了以纺织、成衣、电子、玩具等轻工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从以转口贸易为主向以工业化为主的第一次经济转型。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走上工业化道路比台湾提早了6、7年，比韩国和新加坡提早了近10年。另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地结束“文革”，实行改革开放新国策。这一时期的香港经济，本来受70年代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已陷入萧条，是内地改革开放的春风，又使其重新焕发出生机。内地廉价的土地、充裕的劳动力、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大批港商将制造业转移到内地。香港制造业北上迁移，既提升了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又为服务业发展腾出了空间。此后，服务业占香港GDP的比重逐年提升，促成了香港经济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二次转型。可以说，当内地处于封闭状态的时候，香港作为内地经济连接外部世界的最主要通道，坐收漏斗之利；当内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又充分发挥其窗口和桥梁作用，左右逢源，近水楼台先得月。

　　 第三层意思，内地是香港经济抵御外来风险的坚强后盾。 远的不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大家都经历过，这三次危机给香港经济带来的冲击烈度在香港历史上是少有的。香港为什么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转危为安，其中原因我想大家都不难找到答案，在此无需多说。

　　所以，讲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有祖国内地作为“靠山”，讲的是一个事实。也无怪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在谈到新加坡与香港的情况比较时曾笑称：羡慕香港紧靠中国内地的地理位置，时刻都想新加坡和香港能调换位置。

　　 第二个应当看清的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战略方向是与内地加强合作。

　　这是我上个月在中联办新春酒会上致辞时讲的。这句话讲的是一个基本判断，就是香港与内地加强交流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是大势所趋、必然选择。香港经济发展战略说一千、道一万，都应当把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摆在优先位置。

　　 第一，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内地正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有关讲话都对国际和中国经济形势作了深刻分析。我注意到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最近的有关评论。他说：“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阶段，即以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尽管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仍然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3到4倍。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目前也许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而这也是我们谈论‘中国世纪’的原因。有预测表明中国的发展趋势仍将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预测，到2019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将比美国经济高出20%。”他还说：“总体上说，西方人更倾向于谈论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然而，西方也时不时地意识到，中国正在迅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强大。”“在金融危机之前，西方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的发展早晚会走向终结，因为中国的体制不可持续，在政治脆弱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精英将无法守住局面。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错的。现在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真实存在的，中国的热度、中国的转型仍将持续。” 马丁·雅克先生的这番话值得我们玩味。

　　最近，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篇《福布斯》杂志刊登的介绍内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文章。文章说，一直以来，世界上很多人只知道中国以“世界工厂”闻名于世，知道中国制造了世界上90%的个人电脑、80%的空调、74%的太阳能电池以及70%的手机，却不知道中国有八大产业在推动创新方面领先于世界同行。这八大产业分别是指微支付、电子商务、物流、在线理财产品、智能手机、高铁、水力发电以及DNA基因测序。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与香港毗邻的深圳这些年来在高新科技和产业创新方面突飞猛进、成就斐然、举世瞩目。现在名列全球前三位的通讯设备供应商为华为、爱立信、中兴，深圳占了两家。深圳的腾讯公司也是世界顶尖级的互联网企业。华大基因公司作为近几年快速崛起的生物科学公司，也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前50强企业之一。这些例子让我们对国家的发展形势增强信心。建议将来全国人大办公厅组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或安排立法会议员到内地考察时，重点去看看深圳的一些创新企业。

　 　第二，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突破瓶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动力还是在内地。 近年来经常有朋友向我谈到当前香港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认为香港经济发展缓慢，与以前和周边地区比都不如；二是外部需求疲弱，欧美的生意难做了，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需求也起伏不定；三是要素成本上升，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商铺成本、资金成本都在上升；四是产业结构单一，金融、贸易物流、旅游和工商专业服务四大支柱产业占比过高，创新科技、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新的增长动力没有形成；五是创业很难。换一句话说，当前香港经济发展遇到了仅靠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

　　在找准问题后，关键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感到香港克服困难、突破瓶颈的主要出路还是在内地。一是内地可为香港提供广阔的内销市场。13亿人口的庞大消费需求，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巨大投资需求，发展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带来的产业发展需求等等，都为香港产品研发、设计和内销提供了巨大空间。二是内地可为香港提供成本相对较低的经济要素。虽然近年来内地要素成本有所上升，但与香港比、与发达国家比，内地的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成本仍然较低。特别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各种要素成本还相对便宜，对香港投资仍具有吸引力。三是内地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香港目前已是内地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成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今后随着内地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随着内地国企改革、财税体制、市场体系以及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香港投资者还可以更多地分享改革红利。四是内地可为香港年轻人提供创新、创业、发展的机遇和平台。目前香港已有不少年轻人到内地求学工作，创业发展，他们中的佼佼者甚至已功成名就。

　　这里我给大家讲讲深圳大疆公司的故事。大疆公司是一家了不起的企业。第一个了不起，是这家不起眼的企业竟能生产无人机，而且产品远销欧美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全球顶尖无人机飞行平台制造商；第二个了不起，是这家企业的老总竟是一个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而且是靠自力更生、白手创业起家。后来我还知道，这家企业的老总名字叫汪滔，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毕业生。由于大疆公司成长极快，尚未上市，金融界人士估计其市值将超过1000亿。我在想，大疆公司的故事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年轻人创业成功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对香港经济发展方向、对香港年轻人发展出路具有启示意义的故事。

　　 第三个应该看清的是，香港将会在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长期发挥最特殊的补益作用。

　　这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释放的一个重要信息。这句话讲的是香港对于内地经济的反作用力。这里的反作用力与作用力虽然不是一个等量级，但胜在有其特殊性。可以预见，即使深圳、广州以及更多的内地城市将来的经济总量会赶超香港，但香港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特殊地位、对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特殊作用，仍将是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取代的。这首先是因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将长期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差异性将长期存在。二是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地位是长期形成的，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仍在起作用。三是香港在营商环境方面仍具有许多优势，包括法治成熟、经济高度自由开放、基础设施完善、金融体系稳健、专业服务发达、政府廉洁高效、社会管理先进、低税制等。四是国际化程度高，跨国公司总部云集，国际商业网络发达，语言交流上也有优势。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增强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也要自信自强。香港的优势仍然很多，软实力不小，这是内地城市短期内难以超越的。

　　现在，香港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都比较关注香港参与国家 “十三五”规划编制的问题。怎么做好香港参与“十三五”规划这篇大文章，大家还可以深入思考、献计献策。我觉得在以下6个方面都可以找到香港现有优势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结合点：一是两地金融服务业深度合作，将香港金融发展纳入国家金融发展整体战略，面向全球巩固香港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全球集资筹资中心地位。李引泉代表昨天的发言中提出了用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中心为国家有关战略实施服务的4点建议，很有见地。二是香港贸易航运业创新发展，根据内地进出口结构性变化适时转变角色，深化两地贸易航运业分工合作，大力发展高增值航运服务业。三是香港发挥好市场经济制度优势，依靠市场力量选择和发展产业，不断巩固传统优势，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香港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支持香港在国家“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利用好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三大合作平台，在构建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五是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香港发展和与内地互联互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香港联结内地的高速铁路、港珠澳大桥、第三条跑道扩建、信息网络设施等建设的支持力度，夯实香港发展基础。六是香港与珠三角城市共同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加大两地在城市基建、城市管理、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合作力度，共同建设珠三角一小时优质生活圈。

　　总之，香港同胞只要找准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把自身的优势充分发挥好，特别是与内地结合好，就一定能够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进步。

　　正确认识和处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还需要两地民众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保持良好的心态。随着两地各领域、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难免出现一些偶发的、个体性的摩擦，两地居民都应该理性对待和处理，避免说气话、做伤感情的事。比如，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的政策，大家都知道是怎么来的。本来这是在2003年“非典”肆虐后香港经济出现比较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和有关业界的请求作为“挺港”措施推出来的。十多年来，这个政策对提振香港经济、扩大就业以及两地交流的贡献度很大。“个人游”政策实施的情况总体也是好的。目前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水货客”问题，特别是岁末年初这段时间内地旅客集中赴港采购年货与“水货客”活跃交织，导致新界北区一些市镇居民的生活环境受到影响。我也曾经到上水、元朗、屯门等地作过实地观察，看到提着大包小包的“水货客”占据了一些马路和公共空间，甚至进入一些公共屋邨内，造成干扰，也导致交通拥堵。对这方面的问题确实要予以重视，并积极回应居民的诉求，妥善加以处理。但是，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应把问题夸大化。据我们了解，“水货客”中有近6成是香港居民，深圳户籍居民持“一签多行”证件的“水货客”只占4成左右。而且情况也在变化，今年春节黄金周内地访港旅客总人数和消费首次出现双降，不能因为“水货客”的问题而质疑或否定整个“个人游”政策。二是不应把问题政治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肆渲染有关问题，意在挑拨两地矛盾，助长本土意识，并影响将来的选情。三是更不应任由有关活动激进化、暴力化。极少数激进分子借口反“水货客”，围攻、辱骂内地游客，蓄意制造事端，挑战了法律底线，应当依法予以惩处。对“水货客”的管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两地政府协商，包括采取对部分政策作出适当调整来解决。张德江委员长日前在与港澳政协委员座谈时明确表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现在，梁振英特首已向中央提出了有关调整建议，国务院港澳办正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研究落实有关具体方案。也有人提出在边境地区建设面向内地居民的商贸城等建议，值得研究。从长远来说，香港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旅游相关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不然，影响了内地居民访港意欲，与世界各地对中国游客都大开方便之门的情况反差太大，对香港也可能是得不偿失。

　　总之，我今天讲的中心意思是，要用全面的、客观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要看到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香港的经济与内地紧密相连、密不可分，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内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复如此。这是其一。还要看到香港经济之于内地，不是单一的依赖关系，而是有其特殊地位、功能和作用，与内地的经济发展有互补性。香港不仅在过去能够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今后仍然可以发挥特殊作用。这是其二。更要看清，香港要在激烈的国际和地区经济竞争中不甘落后，在巩固原有地位的同时增创新优势，必须“北望神州”，顺应大势，善借东风。当全世界都看好中国，都期待搭乘中国这趟快车，都在热情地加强与中国在有关领域的交流合作的时候，香港没有理由变成旁观者或落伍者。

　　以上看法和考虑不是很成熟，有讲得不对或不当的地方，希望大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