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文革纪录片的外国导演：总有8个人围绕着我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1月08日第15版，作者：佚名，原题为：《安东尼奥尼与中国1972》

　　意大利著名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72年来华拍摄纪录片　《中国》，1974年《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批判该纪录片，2004年纪录片《中国》首次以正面形象在中国放映。《安东尼奥尼与中国》（侯宇靖、刘海平著，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记录了大师拍摄　《中国》　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生动展示了大师的艺术成就及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他是所有世界级电影大师中，唯一记录了中国那段历史空白的人。

　　安东尼奥尼：我从没做任何未经允许的事

　　这一次我也对自己许诺过要写一部旅行日记,但这次仍然没有做。或许因为我的无序,工作中的疯狂节奏（每天五十个镜头）,全新的影像把我淹没了。也许更深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我的笔记仍能保持着像笔记的话是困难的,对于我来说,关于现实的不断变化的人民中国拥有一个最终的想法。想了解中国也许需要在中国住上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一次讨论中,他指出如果谁在中国度过了一个月他感觉能写一本书,几个月后只能写几页,几年之后什么都不写了。这是一个俏皮话,但证实了收集那个国家深层的真实是多么的困难。

　　“真实,自然地,是不容易的。比如用真实的方式表现是困难的。当我演讲时我的姿态不可能完全真实,因为我用不同的方式说话,或同朋友或同孩子们。但总可以说差不多真实的事情和发出差不多由衷的声音。”革命作家鲁迅曾对青年们说。我回来后回答了无休止的提问。我相信我从没关于一个话题说过那么多的话,因为我也试图用这些方式让我自己清楚。有时谁对我转换一些问题,尤其是如果从未到过中国,他已有他自己的答案。我说这些不是嘲讽,因为确实如此。那个辽阔的国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是一个矛盾的标记。在我们这儿有一个“中国的诱惑”,就像马尔罗笔下的人物Ling　W.Y,曾是一个“西方的诱惑”。我们将从那个伟大的革命中得到启发的政治运动,称之为“中国”,还习惯用这个形容词表明我经常碰到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应该明确指出如果我正在讲的中国人,那是指广东的,或是在罗马或巴黎的“中国人”。你们拥有的中国的概念基于书本、思想体系、政治信仰,没有必要去证明,做一次就像我有幸做的旅行。还有许多问题我不知如何直接回答。但在关于我的纪录片的评论中有一个回答了我的这个艰难的工作:“你让我做了一次在中国的旅行。”那个是我想接受的。但我不敢说我成功了,也因为,在中国人中生活了五个星期,我也学会一些谦逊。“……经常思考一下你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是毛泽东写给妻子的。这是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用的指示。

　　我也是,去之前,在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中国的概念,不是都来源于新近出版的书,或“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或是毛泽东思想的辩论中。我想象的影像,那些占多数的是童话般的影像:黄色河流、蓝色沙漠,有好多盐的地方并用盐盖房子和铺路,所有的都是白色的沙漠,动物象形的山峦,农民身着童话般的衣服。这个中国,实际上,我没有遇到,但是也许有一刻当飞机在一个寒冷的有风的晚上到达北京时我见到了:巨大的四方形队伍,男孩女孩们在机场的灯光下跳着唱着,如此地欢迎一位索马里元首。好像童话般的还有河南的农民,中国中部,他们穿着白衣或黑衣。但这是例外,我看到的中国不是童话,是人类的风景,与我们的是如此的不同,但也是如此的具体和现代,是那些面孔直侵银幕。

　　回来后,有人问我,中国当局是否限制了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强迫我看符合他们的宣传模式的现实。一位记者注意到影片中“在安排好的场景里中国人总是微笑着,而那些出于本能的则比较严肃,有时恼怒”。是的,但不总是。如果没有“摆拍”的场景,我不相信一部纪录片更接近于现实。幼儿园的孩子们唱歌都是为了“表演”,是很明显的影像。中国人想表达的他们自己,不是一个脱离国家现实的影像。当他们给我展示五斗柜上的毛主席像和著作时,不担心如果在西方这会被指责为个人崇拜。是宣传,但不是一个谎言。毛泽东的名字偶尔被说出并带着崇敬。有时,当我偶然提这个名字,他们看着我好像我话说得不合适,也许不够严肃。总之他们带着怀疑看着我。

　　也许我该说说我和中国“官僚”的关系,因为这是旅行中的一些事情留在幕后,没有成为电影里的影像。驻罗马的中国使馆告诉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旅行线路。就这样,在北京我们第一次和中国电视台的官员会面时,我们展示了一张中国地图,在那上面已标注着一段段行程,关于我们想象中的旅行,应该是这样的,确实是一个理想的旅行线路。因此荒唐,要走遍这些地方得再申请六个月。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否决了它。但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给了我们已经确定好了的旅行线路,并且完全的不同。我们讨论了三天,三天被关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前面茶几上的茶杯,一个女孩过来过去不停地注满它们。房间中间,是空的,巨大的空间让人不自在,仿佛分隔中国和意大利的那一万公里全部集中在那儿。外面是北京,是中国。我有狂热的好奇想看它,出去逛逛,但是我必须待在那儿拒绝他们的建议,改成其他的,接受,就这样,一个交替的使人疲乏的争论。

　　当影片完成,我的合作者一方第一批观看,受到一些中国使馆代表的热烈欢迎。大使没有看到。有新中国协会的负责人和其他两三个人。放映结束时,这些人给出了肯定的评价。我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之后改变了看法。我只能猜想为什么,但去讨论是没用的。

　　我在中国的经历应该分为单独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拍摄,参观中国的部分城市。可惜不是太多,但更多的地方他们就不同意我去了。这次经历有一个完全积极的特点。我站在一个民族面前,一个国家很长时间地展现其明显的革命标志。寻找着这个新社会的面孔,较之中国革命所创造的社会政治结构,我随着我的自然本性更全神贯注在个体上想展示其人民崭新的一面。要懂得这个结构需要在这个国家停留更长时间。这五个星期只允许我快速地一瞥,像游客一样我看到的东西是以旅行者的眼光。我尝试着带上电影观众,带上他,做帮手,在这个旅行中他陪伴我。此外,社会政治结构本质是抽象的,不是很容易能用影像来表达,要在那些影像上补充语言,但那不是我的角色。我去中国不是理解它,而只是为了看它。看和拍摄那经过我视线的事物。

　　有人说,我没有充分正确地评价他们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体系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的纪录片里,我绝对地否认这是真的。如果想了解这个就去看影片。又说我已经被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收买,谁是这些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真不知道。

　　曾说我故意地用很多其他的方式诽谤中国,这其中之一就是使用了“冷色调”，用这种方式来消除中国真正的色彩和中国的风景。曾说我诽谤中国儿童,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拍摄孩子们唱歌,他们可爱的脸庞。中国的孩子真的很漂亮,如果可能我想收养一个。我看不出如何能诽谤。

　　我记得当我们在中国的中部,在河南省,我们穿过一个村庄,那里有一个自由市场。我想下车但司机不愿停,开始说这说那。我告诉司机:“喂,让我下去。”我已经打开车门,他只好停了下来。陪同我的那些人用每种方式———这事上有八个人———不对我说:“不许拍。”只对我说:“如果您想拍就拍,但我们不喜欢这些事。”

　　看《中国》电影的画面,如果另一位意大利导演在我的位置上他会做什么？当然我开始拍摄,之后看到他们不高兴,真的不高兴,无限的不高兴。我想说的是我在中国所拍摄的都是在那些陪同我的人的完全地围绕之下拍摄的。通常是八个人,在南京是十四个。所以我从没做任何未经允许的事。如果他们不在场,我从没有拍摄过。

　　我不明白现在什么事使他们指责我。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我曾与法西斯士兵搏斗过。我想让中国人知道:战争期间,我作为抵抗运动的成员曾被判处死刑。我是另一方的！

　　安东尼奥尼好友：他对中国有着巨大的爱

　　(受访者:卡罗·迪·卡罗，作家，安东尼奥尼一生的好友)

　　三十多年前，当米开朗基罗从中国回来时，他是怎样向您描述的？

　　他当时很高兴很高兴。之后他叫我来看素材，如何剪辑。进行了一段时间，我去过很多次机房，和他一起看素材。对我来说只是去问候他，因为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我知道当时谈论中国是件很时髦的事情，当时意大利人很有兴趣去中国、看中国、写中国。但米开朗基罗没有处理好，意大利爱中国的那些人不赞同米开朗基罗所描述所展示的中国。米开朗基罗为此感到很痛苦，因为他对中国有着巨大的爱。

　　《中国》成为米开朗基罗重要的作品之一，但这却带来了另一种结果:说他在丑化中国。我们曾听您说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一次您陪米开朗基罗走出电影院，就有人质问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很生气，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是的，当时我们在一起。威尼斯双年展时，米开朗基罗受邀预演《中国》。当时中国政府官员到场干预意大利政府说:“中国并不欢迎在威尼斯电影展上预演　《中国》。”他们愤慨地阐明了这个干预。因此威尼斯双年展的主席租用了威尼斯的一个电影厅，而不是在Lido（利多），来预演《中国》。当预演结束后，广场外聚集有很多我们所说的热爱中国的意大利人、毛泽东思想者，以及来自意中社团的成员，当然他们的立场是跟从中国政府的。当我们从影院出来时，他们开始责难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不只是一个易冲动的人，而且很暴躁。正是这个原因，开始推搡追打，状况开始混乱。我想让米开朗基罗平息，因为他已经和那些倾向中国的意大利人打起来了，因为他们说他拍了一部丑陋的电影。

　　当时意大利和国际的形势是怎样的？

　　当时的形势是非常赞同我们到中国拍片的。因为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尼克松访华并开始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意大利政府也已经和中国政府建立了联系，外贸部外交部已经去了中国。正是这个原因，中国政府邀请意大利导演到中国拍片，当时的情形是很赞同促成此事的，之后这种形势改变了。

　　米开朗基罗拍完《中国》后，他的情绪、观点有什么变化？

　　并没有，因为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米开朗基罗到中国只是很短的时间，可能他甚至还没有看到他想看到的。他们有一个和中国政府的约定，他们去的地方是由中国政府官员带他们去的。因此有着巨大的压力，当时是赞同的。之后中国又马上改变了，因为发生了这些反对影片《中国》的事情。他不能理解，不能完全明白，所以他很痛苦。

　　整部影片的结尾是在上海，用了中国杂技，这有什么象征意义？

　　米开朗基罗很喜欢娱乐活动，很喜欢运动玩耍。他是个很棒的乒乓球运动员。打网球，年轻时还获过奖。至于乒乓球，他还在罗马上过课，向中国人学习如何打好乒乓球。他喜欢各种游戏，如纸牌游戏，朋友间的互动游戏，米开朗基罗总是想着玩。所以他让大家看到的杂技、盘子等，他在影片中所描述的，是带着孩童的视角。因为他对此有着很大的热爱。

　　开始是天安门又象征什么？有政治意义吗？

　　没有。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来，他所展示的所描述的中国是他眼里的中国，没有任何意图去建构政治。你问了我两个问题:娱乐和广场。很清楚，这两处他参观过，并且拍摄了剪辑到片子里，是为了好看，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只是在做，拍摄观看这些地方。

　　我看过一本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书《视觉诗人》。他是个哲人，您怎么看待他的性格。在拍摄时带着孩童的视角，一个学者型的人有着孩子气，会出问题的。

　　一个爱思想的人，爱对人发问的人。关于人之间的联系，人性关系，与女人的联系，与家庭的联系，与自己的联系。《中国》里的中国人民，米开朗基罗想展示的是经过多年革命之后的中国人民，中国新一代的人民，诞生于革命之后的人民，展示他们有哪些精彩和这个国家的成长。他没有将思想排序，他的思维是开放的、自由的。他拍的所有电影是他想拍的，而不是要求拍的。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他的电影的伟大之处。

　　请您总结性地评论一下　《中国》。

　　这么多年过去了，影片保存着很多力量点。我们好像拥有了那个时代，有着一连串值得记忆的———那个剖宫产手术，访问的那个山区，孩子们和老人们的那些难忘的面孔，还有其他很多。影片无论如何还是一次“注重现实”的展示，是一种“留守”，是拍电影的那个作者的一颗心。

　　您的墙上挂有米开朗基罗画的画，您怎样评价他的绘画，是否有东方或者中国的感觉？

　　真有东方韵味，那种神秘的感觉。这些绘画叫做“梦幻山峦”，那种感觉是迷幻的。他总是怀念中国的山。撒丁岛的有些景色，当他从中国回来时，看到撒丁岛的一些山峦，他说:“这些景色让我想着中国。”我现在到过了中国，才明白他所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