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城市恐归族：怕家长式盘问 怕一事无成之“殇”
资料图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带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如今还可以补一句，不回家过年的未必不是孝子。对于“过年回家”这个中国人本不该迟疑的概念，在京工作的湖北青年许骏却徘徊在回家的路口望而却步。“32了，没成家、也谈不上立业，一回家过年，亲戚的各种关心让人烦恼，同学聚会越来越像‘成功人士表彰大会’，还少不了年货、礼品和不菲的红包支出。为这，迟迟没敢买票。”近乡情怯，“恐归族”怕什么？有家难回，子女和父母谁更受伤？
是家乡也是江湖 回家团圆有三“怕”
有着相似纠结的年轻人不止许骏一个。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异乡打拼的中青年群体中，“恐归”成为“节前综合症”的最典型表征：一方面，在都市生活重压之下的人们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在外的游子也想暂别漂泊流浪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家乡邻里亲朋殷勤热情的关怀甚至逼问有时又不禁让人汗颜。
一怕，家长式盘问。
结婚了吗、朋友怎样、收入多少、房子多大，这类问题属于例行盘问，考验着每个归家人的耐性，打磨着游子思乡的热情。“重复着同一个答案，一开始还硬着头皮，到后来答到麻木，就是有点寒心。”胡小庆在朋友圈中发布了一条消息：“不逼婚，咱们还是亲戚”。更有人吐槽家庭聚会最悲催，亲戚们期待的眼神里往往带着些许问号，直逼餐桌前你的身上寻找答案。
二怕，“逆文化冲击”。
后天建立起的观念、方式和习惯在家乡是行不通的，那个江湖有它自己的逻辑。面对琐碎的审视，平日小心翼翼堆积起的海市蜃楼在现实面前瞬间崩塌。独立电影杂志的一个女编辑笑着说：“自以为是的活法和所谓的风尚，会让姑妈大姨笑掉大牙。”
三怕，一事无成之“殇”。
王小恬很难忘掉马年春节那次不够体面的还乡。连端茶、寒暄都不会的她远远不及口齿伶俐、早早嫁人的堂姐更讨人欢喜。终于有机会陪外甥去唱歌、诺长的歌单除了“时间都去哪了”之外一支也不会唱。同学聚会攀比之后的失落让她感觉“相见不如怀念”。“五年前一意孤行到动批开鞋店，没赚到钱，来年还不知能不能租到店铺。留下生活也艰难，回家又无法融入家乡的环境里。”
处在“回乡——强加的善意”与“不回——孤独的牵挂”的拉扯之中，家在异地的中青年群体身心俱疲。
妈妈盼的是你，不是你的“衣锦还乡”
不论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对母子感情的刻画，还是鲁迅的《祝福》中对年味的渲染，都让人无法忘记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对“乡愁”的留恋和“年”字带来的精神意味。
如今，回家团圆被赋予的更多的是一层情感价值。只是，那个乡愁熟悉又陌生：闰土不再是那个闰土，少爷也不是那个少爷。像一名媒体人说的那样，乡愁作为一幅脑补后的画面呈现，至于现世中，无人替你着色，无人陪你实现。
年，越来越安静。与亲人情感互动的亏欠被毫无新意的物质所弥补，横亘于两代人价值观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越来越深。“在外打拼时常常有好多话攒着等回家跟爸妈说，真回来了，反而说不出话来。爸妈的叮嘱不管同不同意，都会点头称是，自己心里却另有一套。交流太少，隔阂越来越深。”许骏说。
生存压力不仅剥夺了中青年人快乐生活的权力，也剥夺了他们相聚团圆的勇气。“不是不孝，也不是不愿回家，是没混出名堂没脸回家。”颜面，拉远了人情的距离。然而对于父母来说，这些都不成问题。
“过年就是要团圆，没有孩子的节日不圆满。年轻人工作忙，平时对孩子的担忧，还希望借着过年这个机会好好沟通、纾解纾解。总要面对面聊聊情况，知道孩子做什么、想什么才放心得下。”刘女士说出了那些为子女生活状态牵肠挂肚的父母的心声，过年也给两辈人的沟通交流提供契机，盼团圆也是盼着与子女拉进心理距离。
“我们要的并不多，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一起过节。孩子方便就回来，孩子不方便我们就过去。”儿子在北京成家的范美蓉说。
综合父母一辈的说法，“妈妈在意的是你，不是你的衣锦还乡。”
专家支招平衡事业生活 家是永远的港湾
关于“恐归”，有人说是社会人口流动的产物、个人功利主义的体现，有人认为其反映的是中青年漂泊族“留不住又回不去”的窘境，也有人将“恐归”归咎于个人经济状况引发的心态问题。
专家认为，两代人价值观差异、对“同辈压力”的焦虑或对个人成功的过分追逐、对乡规民俗的日渐陌生成为“恐归”的三大主因，此外经济问题也不失为原因之一。
对于高中毕业离家到大城市求学工作的群体来说，个体主义驱使他们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需要、愿望和可能性，但父母观念较为传统，价值观以家庭为本位，习惯对孩子的事情行使决定权和指导权，这两种观念产生一定程度的冲突。
此外，同龄群体因生活环境的改变其价值观也会产生断裂。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琪认为，在外发展的这部分群体与家乡朋友的观点、习惯、人生选择上产生分歧，但因曾经有相同的成长经历，“攀比”也避免不了，成为“恐归”的第二成因。
迫于生活压力，不少受访者会产生一种对身份的焦虑，在外打拼如果没做出成绩，就感觉没法向家人交代。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个体对成功的追逐会更加强烈，然而追逐功利不会成为常态，发展中的问题将通过社会自带的调适功能解决，这种趋势将随着个体对道德回归的需要而改变。
对此，刘琪建议应重新审视成功的衡量标准，平衡好事业与亲情的关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则认为，大城市中的个体通常是一种原子式的存在，人类摆脱不了对家的情感上的依恋，还会像“候鸟迁徙”那样产生回归家庭的渴望。(“中国网事”记者张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