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干部：我七位老上级在建国后各种运动中被逼自杀

　　核心提示：在四十年工作生涯中，我在不同岗位的顶头上司多次转换，但在十几位中竟有七位是政治运动受害者，最后走上自戕的不幸道路。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作者：刘道新，原题：《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使党内政治生活趋于正常化。多年来，延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以各种名目进行的，矛头直指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群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多数人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幸好现在这种不正常现象得到了改变。

　　我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大连参加革命的，至离休时所参加的政治运动可谓多矣，所见所闻令人镂骨铭心、扼腕长叹。在四十年工作生涯中，我在不同岗位的顶头上司多次转换，但在十几位中竟有七位是政治运动受害者，最后走上自戕的不幸道路。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政治运动制造的党内悲剧的缩影。

　　卢正义同志是1945年从延安来到解放后的大连的老干部，当时任市政府教育局局长，是我的第一位革命领路人。大连受日本统治四十年，愚民教育影响很深。解放后建立了若干所中学和十几所小学，教师培养和中小学生启蒙教育的任务非常繁重。为了贯彻落实党在新解放地区的教育政策，以卢正义为首的教育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创办了师范讲习所，卢正义亲自讲课。他的身体不好，工作繁忙，有时因头疼脑袋上绑了一根带子，带病坚持工作，甚至开会时还晕了过去。他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教育工作的文章。经过教育局的努力，大连的中小学教育逐渐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当时一些教员提高了觉悟，纷纷投奔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战争。我报名参军后，卢正义鼓励我到部队后好好干。他亲自到码头送行，赠送每个教员一本《整风文献》，以后还给参军的教员写信进行鼓励。他于1955年前调到国家教育部任小学教育司司长，工作业绩显著。“文革”开始后，灾难落到他的头上。由于他年青时从事革命活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监狱，虽早已做过结论，但造反派揪住不放，强加上“叛徒”罪名，后被另一派群众放走后，造反派发出“通缉令”四处追拿他。“文革”后期得知他在长江航行时投江身亡（据当时航行日志记载），但另一派经调查认为是被造反派陷害推入江中的。

　　我的第二位革命领路人是王阑西同志，1950年调任四野政治部任宣传部长，兼任《战士报》社长。他对办好报纸抓得很紧，经常同报社其他领导同志研究怎样办得内容充实、通俗活泼，使报纸成为指导部队建设的有力武器。当时我是记者队伍中的新兵，1949年9月衡宝战役打响前，王阑西带领我（时任新华社总分社记者）来到担负主力任务的45军135师。王阑西向我提出了具体的报道任务，并带我到达了前沿部队，开始了采访活动。我采写的一条表扬衡宝战役英雄模范的新闻，新华总社向全国播发。在王阑西任职期间，我虽然同他接触不多，但他深入部队和关心部属的好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王阑西是河南兰封县人，生于1912年，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及进步学生运动，1932年入党，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文委书记等要职，还担任过宣传部门和党报的领导职务。建国后，他先后担任过国家文化部部长助理兼电影局局长、电影学院首任院长，1963年调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晋升为少将，1965年任广东省副省长。像王阑西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优秀老干部和老文化战士，在“文革”中遭到批斗和游街凌辱，把广东省执行所谓文化教育黑线一股脑儿算在他的头上。他最后无路可走，决心投珠江以死抗争，在江岸幸被别人阻拦得救。平反后，他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96年在北京逝世。

　　新华社原四野总分社社长杨赓同志，是在政治运动中自杀的我的第三位革命领路人。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他曾以军事记者身份，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负责编发各个战役的战报，发往新华总社，向全国人民宣扬东北子弟兵的辉煌胜利，揭露了蒋军的溃败丑态。熟悉杨赓的同志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工作狂”，废寝忘食，埋头苦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编发的战报精确简练，高效及时，多次得到总部首长的好评。他采写的一些新闻和新闻述评，也都被认为是精品。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这批新闻战线上的新兵，业务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