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坏老太”

整整一周，四川达州“坏老太”事件仍在不依不饶地持续发酵。11月22日晚，达州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经调查取证后，依法对“摔倒太婆”蒋某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因蒋某年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同时对太婆儿子龚某某给予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此后，多家媒体赴达州采访，太婆蒋某屡屡向记者下跪，希望媒体帮他们挽回声誉，而“技术控”网友则多方论证“摔倒时不可能抓住孩子手腕”等细节。（《华西都市报》11月27日）

蒋太婆究竟是“坏老太”还是蒙冤者，地方公安部门的说法已是板上钉钉。行政处罚自有事实依据和法律准绳，是否申请复议，也是当事人的权益与自由。

在真相面前，舆论与道德自当秉持公序良俗的基本维度，惩恶扬善，该表扬的要表扬，该谴责的要谴责。在道德似有沦陷之忧时，群情激奋，也不过是为了捍卫“礼失求诸野”的最后斯文。

只是，从达州“坏老太”事件中还是能窥见氤氲其间的可疑影像：一者，一起道德事件，能持续发酵一周而毫无偃旗息鼓的架势，这并不特别常见，尤其是在诸多公共事件层出不穷的语境下，对“坏老太”的穷追猛打，并没有与对搀扶孩子的褒奖肯定成正比。换句话说，舆论的兴奋点是单一的，只止步于“发现人性之恶”。

二者，道德生态固然需要捍卫，但在谴责与鞭笞时也得有自己的边界。有人将太婆的下跪解释为“连自己的尊严都不要，哪还会在乎别人的名誉与尊严”，有人将太婆的申诉理解为“与其遗臭万年不如打死不认到底”……诛心之论，不一而足。

且不说太婆一方的申诉是否有理，也不说这种有罪推定的逻辑是否正义，即便在最低层面，“坏老太”也还有另一个身份——“公民”。真正的道德，从不会挥舞着暴力的棒子，以显示自己的高端大气。就算这真是一个“坏老太”，是不是就该无底线、无下限地谩骂和侮辱？如此追问，当然不是为失德行为张目，而是要明确在道德之下，还有最底线的法治契约。

此刻，大众情绪占据了理性高地。说到底，是因为等了这么久，我们太需要一个“坏老太”了。

有了“坏老太”，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孩子说，“以后见到老太太，绝对不许搀扶，让那些‘搀扶老人指南’见鬼去吧”；我们也终于可以“该出手时不出手”，谁知道那些惊心动魄的危难是不是“坏老太”们在演戏呢；我们还可以假装这个社会是道德勃发、温情盎然的，因为它们都躲在“坏老太”后面玩去了……这种心理暗示带着一个隐约的逻辑前提，那就是：你不治理好这些“坏老太”，如何让我去见义勇为？

世界参差多态，人性繁复多元。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一两朵奇葩，在概率上不是很正常的吗？蒋太婆即便真是“坏老太”，又能佐证些什么呢？她既不能代表倒在中国马路上的千百个亟待搀扶的善良老者，也不能证明千万袖手旁观的看客就因此有了道德豁免权。

也许，我们需要一个“坏老太”来自我解嘲、疗伤或自我安慰，只是，这种饮鸩止渴的道德幻觉，既保护不了弱势者的利益，也增益不了社会的良善预期，反倒越发显露出群体的心虚。有一点是肯定的：时下道德生态方面的焦虑，又岂是几个“坏老太”能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