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冼星海在延安:要吃鸡 否则写不出一行旋律

　　1939年初，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李六如同办公室秘书和培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了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出来后，毛泽东感觉不甚理想，决定另请人修改。 1月22日，他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说：“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信的末尾，毛泽东特以告之，“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25页。）

　　《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于 1939年 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生动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边区的政制和组织，边区政府做了些什么，边区的统一战线，边区的抗战动员，边区的群众团体等。这大概是较早出版的对外全面介绍边区情况的读物，很有些像我们今天发表的一些“白皮书”，在国统区发挥的作用，不难想见。毛泽东为该书的题词，点破了写作宗旨：“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这本书的署名，只有总编“齐礼”一人，周扬是否动笔作了修改，不得而知。值得体会的是，毛泽东给周扬信中，提到每千字一元五角的稿费。全书 10万字左右，算下来 15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当时在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写的《延安访问记》，以及徐懋庸的回忆录记载， 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价为小米每斤0.13元，猪肉每斤 0.2元，鸡蛋每个 0.01元。至于 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当时在延安访问的记者舒湮在其《战斗中的陕北》中记述：“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 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 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 ； 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 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 5.医院是一角。” （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 1939年版，第 14页。）由此比照，大约每人每天花费在 0.25元左右。这样算下来，《陕甘宁边区实录》 150元稿费，抵得上一个人 600天左右的生活费。

　　由此想到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生活待遇。

　　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被当下一些学者称为“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据《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记载，“ 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杨作材：《自然科学院建院初期的情况》，《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84页。）。到抗战后期，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 4万余人。这当中，除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以外，大多是向往进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识分子。延安吸引他们的，当然不是物质生活。但作为东道主，边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最终却要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在这两个问题上，边区在政策上一点儿也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