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上海经济战:“以战养战”迷梦碎
华中铁道公司职员宿舍（在复旦大学对面，现在的复旦大学教工第五、六宿舍还留有一些当时的建筑）。 许金生提供扫描图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许金生副教授，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有一次他在日本查阅相关资料，看到一幅历史照片很觉眼熟。他仔细对照日文资料原件的表述，并把这幅照片扫描了下来（见本版配图），经过求证，确定这是日军侵华战争时期的“华中铁道公司职员宿舍”，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教工第五、六宿舍位置，一些当时的建筑还保留着。许金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住过的宿舍，曾经出没着日本“国策企业”的职员。
此“华中”者，范围与我国现在所称不同。今年已82岁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黄美真教授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中地区，主要是指以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核心区域是上海、南京两市和苏浙皖三省及武汉地区。
这一大块宝地，包含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中心。物产丰饶，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对外通商较早。控制此地，对我国、对侵略者，都举足轻重。
战争，每每因经济利益而起，经济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之一。侵略者以上海为据点展开金融、实业、资源战，疯狂掠夺，以战养战。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本文篇幅有限，仅能讲述其中一小部分，写来已觉不寒而栗。
五角场的“国策企业”
就先从“国策企业”说起。
臭名昭著的满铁公司，就是一家日本国策企业。国策企业受命于日本政府，直接为国家利益服务，披着商业外衣，实质干着经济侵略、资源掠夺、情报搜集的勾当。
在复旦教工宿舍留下痕迹的这家“华中”，来头可就大了。论级别，日本内阁会议1937年末决定，在华北设立一个国策公司，在华中设立一个国策公司。论重要性，专门有法令开道。
1938年4月30日，日本政府以81号法令颁布了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组织法》，11月7日，华中振兴会社成立，总部设在上海，分社设在日本东京，在南京、杭州设立办事处。这个华中地区经济统制机构，又称“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华中振兴公司”，主要负责占领区的所谓“复兴”和资源“开发”，是日本在华中地区进行殖民掠夺的主要国策会社。
华中振兴会社本身不直接经营业务，主要负责决策、管理和协调，具体业务由16个子公司经营。这些子公司可分为矿山、电力、交通运输等六类。负责矿山开采的是华中矿业公司，负责铁路的是华中铁道公司。日军在五角场一带大兴土木，先后修建了“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华中矿业公司职员宿舍”、“华中铁道公司职员宿舍”，将五角场冠名为“五条辻”。
黄美真与学者庄志龄指出，日本政府根据华北、华中地区的不同经济发展情况及资源掠夺目标，赋予两个公司不同的任务。华北地区矿藏丰富，但经济较落后，华北振兴株式会社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华北经济的开发”；华中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各种产业已有相当基础，且各国经济权益错综复杂，华中振兴公司的任务是“战后华中经济的复兴”。“战后”？想得还挺美的，妄图长久占领中国国土！且看他们对华中地区经济的总体设想：“以上海为中心，首先从通讯、交通、矿产、水、电、水产及其他公共事业和上海城市建设等方面着手”，为日本独占华中经济奠定基础。
战争初期，侵略者妄图“三月亡华”，对中国企业、中国资源，能掠夺的就掠夺，能破坏的就破坏。随着战事进入长期相持阶段，日本国力支撑不住了，以战养战，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外物资补给渠道几乎断绝，甚至日本国内也要靠从中国占领区掠夺、获取的物资接济。国策企业的“经营”，愈发显出长久之计的重要。
精美的石头说个故事
萤石是一种美丽的石头，可以制作夜明珠。它还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生产铝时需要添加剂冰晶石，人工冰晶石正是以萤石为原料加工而成。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许金生告诉记者，由于浙江是萤石的主要产地，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两次对浙江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都与萤石有关。
掠夺萤石，制铝，造飞机，支持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真是“以战养战”的“完美”谋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加速扩军备战。1936年在空军建设方面制定了组建142个空军中队的计划，“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适应战争需要，1938年日本政府又修改计划，决定到1943年末空军要增至162个中队。与之相对应，飞机生产的指标年年增长，1943年度要达到7千架。生产飞机需要铝，按照负责制定综合国策的企画院1938年拟订的扩产方案，1940年末铝实际生产能力达到年产11万吨。而1938年的实际产量为15363吨，两年7倍，丧心病狂。1942年，企画院更把1945年目标定为35万吨。
日本不产冰晶石，天然冰晶石主要从格陵兰等地进口，路途遥远，运输周期很长，哪能满足如此直线增长的需求？浙江萤石矿藏丰富，久负盛名，早被日本划拉进他们的“国防资源”名单。远在1916年，湖州一带盛产萤石的详细情报就出现在外务省的案头。与铝的生产计划相应，日本对浙江萤石的开采目标不断剧增。
具体负责实施的，就是华中振兴会社旗下的华中矿业。公司成立后立即设立“调查部”，着手调查萤石矿藏资源。当时的日占区中以湖州地区资源最丰富。华中矿业随即成立“湖州矿业所”，1940年底开始组织开采。
湖州萤石得手，侵略者并不满足。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又称浙东战役），许金生把此战役称为第一次萤石之战。经过此役，日军先后占领绍兴、宁波、诸暨、嵊县、新昌、余姚和象山等地。在日军全力保护下，华中矿业派出调查队勘查萤石储藏状况。调查队通过月余实地勘探，提交了3份报告，对各处矿床的沿革、地理位置、地形、地质、埋藏量和交通条件等作了详述，每份报告都附有地形图。
其中，象山县城南约9公里处的五狮山，推定可采量约有25万吨，报告称“实为中支那占领区内最大萤石矿床”。在日军一个大队的专门保护下，华中矿业在台头设立“象山矿业所”。1941年12月，一艘载着2500吨萤石的日轮，从石浦港出发直接驶往日本。象山出产的萤石，及时解决了日本铝工业的燃眉之急。
象山境内多山和海湾，运输不便。萤石须先运至茅洋，再用牛车转运到台头，最后用船载至石浦港。1942年下半年，茅洋至台头间铺设了轨道，由牛车牵引矿车，1943年又以燃油机车取代牛车，大大提高了运输能力。参与开采的劳工和日方人员多时约2000人，通常也在500人以上。据统计，到1945年，华中矿业在象山共开采萤石15.1万吨，约有10万吨被运到日本。象山矿业也成了华中矿业的“摇钱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空军消耗越来越大，欲壑难填。另一方面，从格陵兰进口天然冰晶石的路断了。
1942年5月至9月，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许金生指出，占领萤石产地也是其主要目的。负责战役的第13军司令部的报告，就是证据：“去年4月实施浙东作战之结果，象山及其它萤石矿山得以开发，故对日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萤石，并且对日输出连年飞跃增加，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十分希望来自中支其它地区的供给，期望这方面确有保障。”
根据许金生从日本查知的资料，华中矿业在华中地区总共开采萤石20多万吨，运回日本国内的至少15万吨。
海南岛上缩微骨灰盒
有个细节，许金生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日本侵略者凶残，可死去的劳工，有时还给装一个骨灰盒，哪怕数量多得放不下，骨灰盒尺寸缩至2寸见方。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劳工正是被他们折磨死的，而所为目标，正是侵略中国的战争所需物资。
他说的，是又一场资源战，发生在海南岛。
有人认为，日占海南时期的经济开发重点是农业，因为日本形形色色的开发机构中，农业企业进入海南岛的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实则，海南丰富的矿产资源，日本侵略者也惦记上了。
1939年，日军占领海南。1940年，日本窒素肥料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窒）勘查发现，石碌藏有亿吨铁矿石，矿石品位高达60%，为生产兵器的优质铁矿。如今查阅可知，早在清乾隆年间，石碌矿山已开采铜矿，1935年，琼崖实业局第一次发现石碌有丰富的铁矿石资源。
那时的日本人，直接冠以“东洋第一大铁山”的名号，视为己有。
石碌铁矿量大质优，开采简便，日本军方欣喜若狂，海军文件中称其为“世界屈指可数的优良矿山。由于这一优良矿山的发现，支那事变以来困扰我国的钢铁业原料紧缺的问题可以一扫而光”。军方催促日窒制定了整套包括矿山、铁路、港口和发电站等建设内容的开发计划，并强烈要求其把年产百万吨的目标，提高到300万吨。疯狂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中国劳工的噩运。
工程浩大，工期极紧，而海南地广人稀。日本海军在开工后不久就从上海运来3000名苦力；海南岛海军特务部在香港九龙（后移至广东）专设招募机关，以合记公司的名义招募劳工。劳工招到海南后，80%分配到石碌。直至日本战败，军方共为石碌提供了数万名中国劳工。不仅如此，在劳力短缺时，海军省甚至命令驻守黄流北黎的横须贺第四特别陆战队（简称横四特）抓捕当地百姓服劳役。
劳工在石碌的生活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当上海劳工入岛时，日窒毫无准备，3000人的宿舍别说一时造不起来，连建筑材料都没有备下。劳工只能露天居住，后来赶造出来的也是滚地龙似的草棚，疟疾等传染病轻易就能传播。一名叫片山的军医被派来扑灭霍乱，他在日记中写道：“海军要钢铁，打日窒的屁股，不仅打出了臭物，还打出了霍乱。”
劳工的死亡率特别高，据各方面当事人回忆，当初由上海运去的3000名劳工到1945年仅剩下300余人。许金生感慨，日军为了获得战争所需的铁矿石，究竟牺牲了多少中国劳工（包括当地居民），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彻底调查，值得我们来深入研究。
那么到底铁矿石对日军有多重要？一件“小事”，可侧面说明。
八所港建设急需各种疏浚船，日窒找遍日本全国才在千叶县找到一艘正用于港口施工的疏浚船。日窒前去商借遭拒，靠海军出面才借得此船，结果，船在驶往海南的途中遇台风沉没。军方为此不惜将建造军舰的钢铁用来突击制造疏浚船。在军方命令下，大阪铁工所仅用6个月就造出了疏浚船“昌江丸”，海军又派军舰将其护送至海南。
恩恩怨怨都是对战争的控诉
与“国策企业”进入的领域情形相反，在相对“自由竞争”的领域，日本人来上海开设的企业，在时代大潮中载浮载沉。而在这些领域，中国的民族企业“师夷长技”，奋发图强，不乏后来居上、反败为胜的案例。
20世纪初曾经有大量日本人来沪淘金，白手起家，靠贩卖小商品赚了不少钱，其中目光远大的则进一步投资办工业，并且获得成功。角田芳太郎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角田1904年来华，看到从事玻璃工业有利可图，1910年便与蔡钦生等在天通庵合办了一家小玻璃厂，生产玻璃罐等。经营十分顺利，为扩大事业，1911年将厂迁至宝山顾家弄，正式成立合资公司“宝山玻璃厂”。经过十余年经营，工厂的产品占了上海玻璃制品市场的半壁江山。
角田还投资了多个与玻璃有关的工业。首先，他把触角伸向了坩埚业。坩埚是生产玻璃和珐琅等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当时的上海没有一家坩埚厂。角田瞄准此行业，从日本请来技术专家，设立了上海坩埚合资公司。然后又投资创办美芳热水瓶厂，生产瓶心、瓶壳和瓶坯。随后他又创建了上海磁业公司，生产咖啡杯和廉价瓷器等，顺利涉足上海瓷器生产业。由此，赤手空拳来沪的角田，利用经营玻璃业获得的经验、技术、人才和市场，发展出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产业链，有效整合资源，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
外资工厂的设立，对民族工业来说，客观上起到了输入、展示、传播近代技术的窗口作用。民族工业则利用外商在沪设厂的有利条件，通过学习、分析，研制出优于外货的产品。受角田成功的启发，中国民族玻璃工业不断增加，到1927年左右，出现了40余家工厂。由于日资工厂的生产技术含量有限，加上大部分工厂没有及时提升技术，产品一直是低级玻璃罐和灯罩，中国民族工厂很快掌握了相关技术，上世纪20年代初迅速发展。在激烈的竞争中，除宝山玻璃厂外，其它日资工厂大多倒闭或转让给了民族企业。
把上海唤作“魔都”，据网友考证源于上世纪30年代日本作家写的一本书。这个称呼，表达对上海的又爱又恨情绪，颇为传神。有不少日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黯然落败，也有不少企业被时代的大浪吞噬。
角田芳太郎，把宝山玻璃厂称为自己“长子”、“次子”是美芳热水瓶厂、“三儿子”是上海磁业公司。3位“爱子”，都完全毁于他的同胞点燃的战火。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资工厂全部关门歇业。日资玻璃、橡胶、制革、热水瓶厂等中小工厂大多集中于闸北和北四川路一带，在炮火中基本都成了废墟。事变不仅沉重打击了上海民族工业，也给日资工厂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而事变之后持续不断的抵货运动更使其“雪上加霜”。
战争，是全人类的灾难。对这些日本企业主，有人也许不免拍手称快，骂一声“活该”。但真正重要的是，团结所有的进步力量，吸取教训，敦促战争狂人反省，阻止战争再次发生，和平共享经济繁荣。
即以抵货运动而言，正如许金生所说，这是弱势一方的无奈之举。现在的中国实力今非昔比，我们无需再模仿贫弱时代的行动，爱国的内涵应与时代同步。记者 马海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