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滥用拖垮农村病号 小病最终成为“致死病”

05.09.2014  14:00

  明明是可治愈的“小病”,却因长期过量服用抗生素,耐药性增加,“小病”最终成为“致死病”、“致贫病”。半月谈记者在辽宁多地调研发现,目前抗生素类药物长期盘踞农村,大量村民耐药性逐年增强,患上常见病却无药可治,已成为基层医疗的待解难题。

抗生素“占领”卫生所

  在沈阳苏家屯区陈相屯镇丰收村,56岁的村民朱凤清面色蜡黄,有气无力地躺在炕上。患慢性支气管炎及相关呼吸道疾病的她,已连续打点滴治疗近30年。“从前犯病滴3天青霉素就好利索,可现在滴一周也没什么效果。太遭罪,我不想治了,只想等死善终。

  30年来,朱凤清一直在村卫生所接受抗生素治疗,花的钱越来越多,开的药越来越贵,每次发病却好得越来越慢。近几年,村里和她一同接受治疗的“老病号”,先后已有近十人“无药可治”,最终死亡。

  在丰收村行医40余年的老村医吴德智告诉半月谈记者,村里很多长期吃抗生素的老患者,身体耐药性增加,用药量是过去的几倍以上。“一些老病号患个小病,却得花治大病的钱。一些人治不起,也耗不起,只能躺着等死。

  随着这些老病号的“小病”变得越来越不好治,很多朱凤清式的病人被迫不断前往上级医疗机构就诊。“家里一个老病号看病,还得搭个壮劳力陪着。”一些村民无奈地说,“家里有个不停打针吃药的老病号,种多少玉米地能够花?

  目前,抗生素“占领”卫生所已成农村医疗的普遍现象。而村民自己很少能甄别病情类型,常认为抗生素包治百病。在葫芦岛市绥中县网户乡,记者从村医提供的2014年第一季度药品采购单看到,头孢类、青霉素等抗生素药品是其采购重点。昌图县老城镇窑沟村第一卫生室乡医宋延明介绍,自己平时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输液和开药。“村民只认抗生素,我为啥不多进点儿?

  因为长期不合理用药导致肌体耐药性增加,农村病人的大量时间和金钱被耗费在了诊疗过程中。结核病专家、沈阳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黄东皓介绍,诊疗一个普通结核病人约耗时6个月,花费8000元到1万元,但想治好一例耐药结核病人需耗时几年,医疗费用是普通结核病人的87倍。“这样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只会将农村居民拖入深渊。

  国内一份权威调查显示,78.5%的农村居民在感冒时会服用抗生素类药物,而德国一项同类研究中,服用抗生素的农村居民仅为10.5%。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赵春杰指出,为了解决抗生素耐药问题,必须不断推出新型广谱抗生素,这使患者在遭遇了高药费之后,还产生了高耐药性。“耐药性越强,也意味着感染率和死亡率越高。

   村医为生存、农民求便宜、药店乱兜售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很多村医教育背景薄弱,其中不乏赤脚大夫出身。开药不依据诊疗结果,而是按照村民要求,大量开抗生素类药物,成为村医的行医现状。“虽然我知道过量摄入抗生素不好,但没有办法,村民只认这个。如果我不开,他们就会去邻村治病,我就没法生存。”村医高险峰说。

  据了解,村医出诊大多不收诊疗费和服务费,多靠卖药获得经济收益。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村医从每款药物获利相差不多,而药品囤积过期会赔钱,所以就挑“卖得俏”的进货,而抗生素“人缘最好”。

  此外,基层卫生所大多条件简陋,缺乏静养护理条件,与上级医院缺少转诊机制。一些村医医术水平有限,为让病人快点康复,同时弥补技术处理上的缺陷,防止小手术的术后感染,或处理外伤时为预防感染,就拿无需使用的抗生素来“救急”。于是,“”和“”成为村医治疗的重要准则。“如果没有及时下猛药,病情突然加重,又没有转诊机制,耽误病情啊!”老村医吴德智说。

  在多地乡镇药店中,店员售卖作为处方药的抗生素非常随意。村民受经济能力制约,价格几乎是其选药的唯一标准,因此纷纷购买卖药者推荐的低价抗生素。而这些药物中,不少是在城市低价回收的过期药和无效药,甚至是假药。

  吴德智举例说,中成药三金片和抗生素氟哌酸,都是治疗尿道系统疾病的可选药。三金片(72片装)经新农合报销之后售价15.14元,而氟哌酸在药店卖5元一盒,在一些“游医”、药贩子那里更便宜。“很多村民根本不看病情到底适合用哪种药,也不管药品质量,就一味追求便宜选择氟哌酸。

   谁来保障农村用药安全

  一项研究统计表明,在国内医疗机构中,临床使用抗生素的比例将近80%,而实际上至少有1/3的使用者并不需要。在家庭购药中,我国70%的家庭常备抗生素药物,40%的家庭认为抗生素包治百病,并且越新越贵越好,而听凭广告随意购药、无处方用药、频繁更换抗生素、疗程过长等滥用抗生素的情况更是普遍存在。

  专家指出,基层执业药师人才严重匮乏,导致我国整体用药水平较差。据统计,目前我国执业药师人才约20万,且多集中在发达地区的大城市。按照我国现行药品管理法,全国约需80万到150万名执业药师,方能勉强维持药品流通领域运转。若想将专业药师下沉到基层,人数则需达到2至3倍。

  赵春杰建议,应加大对基层执业药师人才的培养力度,由专业药师进行药学服务指导,实现医药分离。“政府还应加大医学药学知识宣传,帮助基层群众形成良好的用药习惯。

  针对农村医疗资源匮乏的现状,应尽快对基层的老年病、常见病、易发病患者以及有药物依赖和药物成瘾的患者,设置转诊机制,减轻基层就医负担。对乡村医生和药师,地方政府可与城市三甲医院和医学、药学高校联合,建立进修培训长效机制,并增加相应的财政预算和政策倾斜。

  辽宁省卫生厅基层卫生处处长董方表示,今年省里出台的一项改革方案提出,2016年起,全省城市二级以上卫生计生机构,医生晋升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前,需先“下农村”服务半年。“我们力争使城市大医院医生更多地深入村一级,将优质医疗资源向农村倾斜,将先进科学的医疗技术和用药理念辐射到乡村,提升农村医疗机构整体服务水平。

  此外,有专家表示,基层购进药物时,应考虑老人、儿童等需要特殊剂型人群,避免药物被简单切割或剂量翻倍,增加患者用药风险;对于不法商贩出售过期药和无效药的行为,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对“游医”、药贩子予以严厉打击。(半月谈记者 彭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