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提案切中中国足球顽疾 "伪命题"引换位思考

　　去年“两会”，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如愿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但再早一年，这位政协委员那条晃眼的腰带，让很多人忽略了他当年“关于中国足球改革几点建议”的提案是否得到落实——在那份提案中，这位后来连续赢得中超和亚冠联赛冠军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直指中国足球的落后体制，“政令横行”、“联赛伪职业化”，而他提出的建议则是“加快体制改革、职业联赛独立运营”，“设立多层联赛体系”、“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足球学校”。

　　时至今日，中超联赛之红火无须赘言，而恒大足校也正在探索道路上向前行走，许家印的提案在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后终有落脚之处。因此今年两会，尝到足球改革甜头的许家印带来“要加快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提案，建议中央明确将教育部作为青少年足球管理的责任部门，建立完善的青少年足球联赛体系，兴办“新型足校”培养优秀足球人才。

　　这3点建议极合球迷胃口，球迷对于中国足球的热情也被这份提案再度引发。

　　“这份提案大概准备了半年，一是职业联赛已有相对固定的模式了，很多俱乐部也终于被恒大带动起来共同发展了，联赛的事情可以由联赛理事会解决了；二是恒大自己办足校，对于如何普及足球人口也有切实感受。”一位恒大集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家都明白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的道理，但普及的事情实在不是单靠体育系统就能解决的，许老板这个提案，应该是符合足球发展规律的，而且他提的建议，也是针对中国足球多少年一直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伪命题”提案引发换位思考

　　“这份提案切中了中国足球的要害，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的共同努力。”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告诉本报记者，“完善的4级校园足球联赛体系正在建立中，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到足球定点学校当中。”

　　王登峰在今年足代会上刚刚当选中国足协副主席，但早在校园足球倡议刚刚兴起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与教育相割裂的足球乃至多项体育运动，断然无法保证青少年人才基础——3天前，王登峰带领教育部校园足球专项调研小组考察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开展情况，调研小组成员既包括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干部，也包括多位学校体育问题研究专家。在王登峰看来，“上海校园足球联盟”完全可以看作本届两会“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提案”的最好实例。

　　去年7月，本报曾刊登《上海校园足球放弃功利海阔天空》一稿，介绍上海校园足球联盟发展壮大之经验：原先隶属于上海市体育局的“校园足球办公室”，在2012年初教育部门组建的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成立后，便与后者“合署办公”。而上海市校园足球工作的开展，亦从2012年开始交由校园足球联盟统一指挥——在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一收一放”的通力合作下，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在短短两年间即建立起成熟体系。上海市校园足球联盟秘书长游松辉告诉记者，两年前“独立成章”的足球系统相应年龄段注册球员大约2200人，这囊括了所有隶属于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职业俱乐部各级梯队、预备队的注册球员，但校园足球联盟推广两年，第一年新增的注册球员(参加联盟竞赛学生球员)超过4000人，第二年参加联盟比赛的学生球员就达到7000人，在游松辉看来，拥有接近300所中、小加盟学校的校足联盟，将是足球运动在青少年中普及的最雄厚基础，“明年争取发展到1万人，难度大吗？”

　　“我一直觉得让足球回归教育是一个‘伪命题’，‘体教结合’的说法是因为我们自己把它们割裂开了，体育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职业体育和精英体育才是有特殊意义的市场产品，那是塔尖，但我们通常说的针对适龄学生的体育，基本上全是教育。”游松辉的另一个身份是同济大学体育部主任，对于“体育”和“教育”的关系，他希望自己的观点可以影响到更多教育工作者和体育工作者，“我们坚持做全市校园足球联盟的初衷，是认为这项运动适合学生参与，这是教育观念的认同。足球是集体项目，是适合学校开展的最多参与人数的项目，组织孩子踢球，本身就应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

　　但上海校园足球联盟的做法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提起青少年足球人才、提起校园足球，人们的第一印象还是眼巴巴望着操场或根本看不到操场的学生。

　　“家长肯定是盼着学校多组织孩子踢球，教育部门管这事儿就好办了，因为以前学校有比赛都是校足办张罗，但校足办是足协的，校长支持还行，校长不支持就不行了。”张远是北京球迷，他的儿子今年11岁，在一家业余俱乐部坚持踢了一年(周末半天训练比赛)，去年动了心思想去专业的足球学校上学，但一直支持孩子踢球的张远断然否决了儿子的想法，“首先在北京上学非常不容易，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保证，我更愿意让他把足球当爱好，现在条件好的学校还能组织孩子踢球，但大多数也就管校队一支队伍，所以要是教育部门要求学校让孩子多踢球，我绝对支持。”

　　 “旧体系”切割促成特色模式

　　张远和很多家长一样，在盼望合理政策推行的热情背后，还存有对改革阻力的担忧——尤其涉及到体制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张远并不认为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工作，能顺利由体育部门转至教育部门，“迟早要变但不会很快就变，政策就是这样，可能会用三五年逐步转变，毕竟牵扯面太广了。”

　　不过在很多学者看来，家长的担忧有些“过时”，缘于全社会对足球的关注度益发高涨，涉及根本制度的足球改革已然势在必行。

　　“我觉得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方面，完成从体育行业到教育行业的转变，一点儿都不困难，或者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关键在于大家是不是认真去做这件事，还是就把这事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我想只要高层领导下决心完成这个转变，转变的速度会非常快。”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刘海元告诉记者，“首先这不是教育系统‘争权夺利’，只是职能和权限的转移，由体育系统负责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多少年了，现在所有的弊端都显现出来了，多少专家和学者都在呼吁重新划分‘体育’和‘竞技体育’、‘职业体育’的定义，但每次一提到这个话题，无论是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都没有足够的发言权，所以如果许家印的提案能够得到批示，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共同来促进这项职能的转变，对中国足球的好处不言而喻。”

　　据记者了解，正如专家所言，教育部相关人士对于“接管”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重任已有“心理准备”，前提仍是旨在提高足球人口、让足球成为校园体育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和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相比，教育系统与校园联系更为紧密，并且在政策管理方面更具优势：教育部门已有明确表态，完善校园足球定点学校招生考试政策，鼓励校园足球定点学校按照规定招收有足球特长、运动成绩好的学生和优秀足球运动员，保障定点学校体育教师、教练在职务晋级、评优表彰、工作量计算和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权益，而这正是多年来中国足球基础工程坍塌的重要原因。

　　因此，中国足球旧有体系的剥离或许将从今年春天这份政协常委的提案开始，而教育系统负责普及发展、体育系统负责职业竞赛的改进措施，也或将成为中国足球的“特色发展模式”。

　　本报北京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