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支持农民“大包干” 被赞“要吃米找万里”
1979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和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第一届同学合影。图/IC
改革生涯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又从安徽开始。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一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他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
万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他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次艰辛和成功的探索。
万里视察发现农民穷得“没裤子穿”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这里，万里带头打破“左”的束缚，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
“到任之后，他跑遍了当时安徽的74个县市。他发现农村很穷，一些农民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地瓜面。”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副主任王相坤撰文称，万里感叹道：过去只是听说这里穷，但是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
据媒体报道，万里曾回忆说：“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万里之子万伯翱曾向媒体回忆说，我父亲到了安徽后，对穷的程度还是大吃一惊，去山区看望农民，可为什么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穿，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老爷子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万里说：“必须把生产搞上去，争取今年粮食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都可以，但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当年1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农村《六条》，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
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长达六千多字的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长篇文章，署名“驻学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批评说：领导态度不明确，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
《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是万里曾经的下属和好友，在他看来，这是针对万里在安徽搞的农业改革的文章。
万伯翱向媒体回忆说，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啊，有群众就拿《人民日报》找万里，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万里说要是秋后它(《人民日报》)给你粮食你按它说的办，否则你按我的办。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包产到户”试验开启农村改革
万里调任安徽一年后，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村黄花大队党支部召开党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21名党员共同约定，实行“四定一奖一罚”的包产到户责任制。1978年9月15、16日，小井村连续两天召开干部大会，1697亩耕地，一夜之间，分给了村民。
“对于这样的大胆探索，万里给予积极支持。”王相坤在文中写道，1979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了山南公社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同样是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的尝试，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
现任小岗村书记吴夕民昨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的小岗村，是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八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若是没有万里同志的鼎力支持，是不可能的。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取得了大丰收，收粮13.2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产量的总和;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的80倍;向国家交售公粮2.99万斤，完成任务的10倍;人均收入由22元上升到400元。
王相坤在文中写道，看到小岗村的可喜变化，万里由衷地高兴。他对小岗村的干部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邓小平对小岗村的大包干也给予肯定，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4月，万里离开安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人民群众则给予这样的褒奖：“要吃米，找万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93年3月14日9点58分，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现场，身穿藏青色中山装的万里对与会人员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预祝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圆满成功!现在，请常务主席主持主席团会议。我就告退了。”
这次会议是万里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最后一次亮相。1988年至1993年，万里担任全国常委会委员长五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了86部法律和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39个工作汇报。
86部法律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1988年4月，万里当选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就曾表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这86部法律，就包括《证券法》。证券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人、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连洲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上世纪90年代股市初立时出了一些不规范的事情，199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提出要起草《证券法》，“《证券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组织起草而不是主要由政府一个行政部门组织起草的经济法律”。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激烈争论随之结束。万里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主张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载入宪法。他亲自主持宪法修改小组工作，领导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于1993年3月由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对宪法作出第二次修改，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提出“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目前，执法检查已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人大常委会最常规、最稳定、最有影响的监督手段之一。执法检查制度化也源自万里，1991年12月，万里提出：“一定要抓好法律制定后的贯彻执行,这方面要下大力量进行监督和检查。人大常委会要把制定法律和法律制定后的检查监督放在同等重要地位”。按照这个意见，各级人大常委会都把执法检查监督放在重要位置并逐渐形成制度。
1989年7月15日开始，一块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字样、由紫铜铸成的牌子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外的圆柱上。这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第一次挂牌办公。这一变化也发生在万里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在此以前，曾有群众抱怨，不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地点在哪里。经万里提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上作出了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挂牌办公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个立法规划，也始自万里。早在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万里就提出要制定出一个五年立法规划。同年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工作要点明确提出，立法工作要制定规划，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三年后，首个立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1991年10月-1993年3月)》出台。
本版稿件/新京报记者 王姝 贾世煜 李丹丹 实习生 刘韶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