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放在硝烟里的文艺之花（之二）
战争与歌声
□ 万芸芸
当晨光穿越重重迷雾，终于抵达硝烟散去的战壕，疲惫的战士睁开了双眼，他们没有时间去享受静谧和晨曦。他们明白，日寇侵入华夏大地后的国破家亡，并非只是一个噩梦，而是真切的现实。忽然，一阵嘹亮的歌声划过沉寂，“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雄浑的曲调让越来越多的听者汇入歌者的洪流。歌声越过高岗、穿透硝烟，在战士们心中燃起团团烈火……
抗战时期，作为极具抒情性、感染力、号召力的艺术门类，以歌传志的音乐迎来了爆发式发展。从东北的《松花江上》到《保卫大西南》，从东南的《怒吼吧珠江》到西北的《延安颂》，寒峭的中华大地上，处处飘飞着民魂战歌的嘹亮乐章。
每一片词，都是抗战历史的记录
不同于文学、话剧等其他艺术，必须通过书籍、舞台等物质载体来传播，音乐可以直接通过人际传播，即便你不识字，没有专业的音乐知识，不能够挤出时间去特定场馆观看演出，但你却可以在任何时空想唱就唱。正因如此，抗战歌曲在抗战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广泛流行、广为传唱，成为宣传和发动民众一致抗日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描绘了当年抗战歌曲的繁盛，“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妇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据粗略估计，抗战期间创作和传唱的抗战歌曲有近万首，2005年由花山出版社发行的《抗日战争歌曲集成》，汇编在册的作品就有6000多首。
历史并非只能以硬性的文字载入史册，也可以通过柔情的歌声传于口头。这近万首抗战歌曲，尽管曲调不一、歌词不同，有的来自民间的苦难呐喊，有的是社会的真实观照，有的是内心的有感而发……但它们都置身于抗日战争这一社会背景之下，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都以音乐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再现了历史。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抗战历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八路军军歌》等歌曲记录了中华儿女勇敢地伫立于抗战前潮，奋勇抗争的铁血气概；《铁蹄下的歌女》《国难歌》等歌曲揭露和控诉了日寇的暴行；《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大夫挽歌》等歌曲缅怀了英雄先烈；《八路好》《拥军花鼓》等歌曲反映了我党拥军爱民的政策和民众积极支援抗战的场面；《全国总动员》《抗敌歌》等歌曲反映了全民族一致抗日的热血氛围；《延安颂》《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真实反映了根据地火热的建设和生活；《保卫大武汉》《保卫卢沟桥》等歌曲正面再现了战场的悲壮；《爆破战》《埋地雷》等歌曲肯定了战略战术的重要性……抗战歌曲多层次、多领域地记录了抗战历史，无论是宏观的国家社会，还是微观的家庭个人，皆可以在抗战歌曲中找到映射。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军民被迫流亡关内。1936年，在西安二中任教的张寒晖，目睹东北人民流亡的悲惨，听闻着悲怆的号啕之声，创作激情油然而生，他以北方女子失去亲人在坟头哭诉的曲调，创作了不朽的经典《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日寇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以及东北军民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全然浓缩在这一首歌中。当歌曲试唱时，唱者与听者，甚至作者无不为之泪流满面。
每一段曲，都是音乐空间的开拓
残酷的战争，让中华民族猛然惊醒，爱国音乐家们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热潮中,积极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938年1月，由全国音乐界各方面代表组成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音乐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从此，种类多样的歌咏团、音乐班、演奏团等音乐团体，奔赴祖国各地，通过纪念会、音乐会、歌咏游行等各具特色的歌咏活动，播撒着抗战音乐火种，点燃着人民的爱国激情，一个全民族的“音乐抗战”局面由此逐渐形成。
其中，冼星海、程懋筠等接受过西方专业音乐教育的音乐家以及聂耳、卢肃等受到新音乐运动影响的作曲家，皆积极投入到了抗战歌曲的创作当中。他们风餐露宿，用有限的音符，在五线谱上留下了令人热血沸腾的佳作，如《黄河大合唱》《精神总动员》《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等。概括起来，这些抗战歌曲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曲调生动形象，民族特色鲜明。为了让歌曲更接地气、更好地流传，音乐家们扎根群众、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在融汇西方作曲技法的基础上，自觉地从民族音乐中汲取营养。他们创作的抗战歌曲，无论是曲调旋律，还是主题内容，大多利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创作或改编而成，“有的具有民歌的素质，有的则有着戏曲和说唱的特征，有的抑或借用了传统民歌的内容和形式，有的则将民间音乐的曲调和群众的语言有机地结合起来”。
《松花江上》的旋律取自民间小调的音乐素材；贺绿汀作曲、端木蕻良作词的《嘉陵江上》，歌曲结构继承了中国民族音乐“起承转合”的特点，第一段即景抒情，第二段由景及人，第三段通过转调和节奏变化揭示主题，第四段重复再现，结束全曲；刘雪庵谱写的《长城谣》在吸收了山西民歌曲调的基础上，采用小提琴与钢琴伴奏……
曲调朗朗上口，歌词简洁而富有感情。“诗言志，歌咏言”，抗战歌曲是大众的艺术，有的虽只是反复几段旋律，寥寥数语，却以真诚、朴实打动着每一位歌者和听者，让人不由得跟着哼唱起来。如《义勇军进行曲》，既不采用我国民歌中常见的分节歌形式，也不采用西洋音乐的主副歌形式，而是从内容出发，用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贯穿始终，歌词通俗简洁富有激情，唱起来跌宕起伏、铿锵有力。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抗战歌曲紧紧围绕“为民族存亡而战，誓死抗日，不当亡国奴”的主题，既有深沉悠扬、婉转沉郁的独唱曲，也有慷慨激昂、豪放粗犷的合唱曲；既有旋律刚健、节奏坚定的进行曲，还有电影、话剧、歌剧的主题曲或插曲，以及各种形式的军歌、颂歌、纪念歌等等，类型繁多、风格多样。
每一首歌，都是民族精神的表达
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场殊死战争。“这场战争既是两国间的物质力量的较量, 也是两国间精神力量的较量。”中国是大国, 但又是弱国，自晚清以来屡受外敌入侵，中国人民的历次反抗、斗争、牺牲，均以失败告终，然而抗日战争，是中国在物质力量远不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前提下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抵御外侮并赢取全面胜利的民族战争。究其原因，不能不谈民族精神的自觉，及其巨大的凝聚导向作用。
文艺离不开时代的背景，也离不开历史的文化之根。抗战时期，广大的音乐工作者紧密联合起来，全方位地为抗战服务。他们一方面将时代品格融入作品，另一方面不断地向上求索，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去挖掘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通过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塑造，来唤醒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敌意识。于是，在抗战歌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为黄河与长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城是华夏民族抵御外敌的标志性建筑，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的气势磅礴、长城的坚不可摧，皆宣誓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英勇气魄和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
此外，《松花江上》《故乡》等歌曲继承了传统文艺“家国同构”的主题思想，表达了对故乡、土地和亲人的热爱，《团结就是力量》《全国总动员》等歌曲唱出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再现了中华儿女威武不能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义气担当，《地道战》《爆破战》等歌曲则讴歌了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这些抗战歌曲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综上所述，“中西合璧的抗战歌曲，开创了时代召唤下新品种、新体式的作词、作曲技巧，可谓是中国音乐园地的艺术奇葩。”它们以形象生动、民族特色鲜明的艺术价值与穿越历史时空、永葆强盛的生命力，在广大民众中获得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义勇军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仍在我们耳畔回响。
抗战歌曲对于拓展现代音乐对主流价值的宣传引导，对于丰富现代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音乐创作，皆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源于人民、还于人民”，方能成为“民族精神的丰碑”。
让抗战历史真实演绎
□ 孙华 郭伟清
影视工作者从未停止过对抗日战争的影像书写，抗战题材电视剧长期在各大频道占据重要时段。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夜幕下的哈尔滨》《末代皇帝》等经典抗战题材电视剧，还是近年来深受观众喜爱、在各大卫视反复播出的《亮剑》《雪豹》等作品，三十多年来，抗战剧的主流，始终是以高度的责任意识，以寓教于乐的影像美学让历史真实演绎，让未曾经历抗战的我们，一次次陷入对那段悲壮历史的思考，一点点地加固着心底“为中华之崛起”的爱国情怀。
但我们也注意到，就在抗战剧创作空前繁盛的同时，一些“神剧”“雷剧”也混迹其中，它们以历史虚无主义的创作思想，用武侠化、传奇化、娱乐化来进行抗战叙事，以偶像化、浪漫化来塑造人物，以暴力、低俗桥段来争夺眼球。在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抗战剧“一世英名险而毁于一旦”。
盛赞?传承：从经典叙事到重播热剧
拨开人云亦云的表象，回归理性后我们会发现，抗战影像从艰难诞生，到时下异常繁盛，其主流一直是温暖的、滚烫的、奋进的。那战时不分“门户之见”的统一战线，全球的炎黄子孙同仇敌忾，无数次演绎前赴后继捐躯赴国难的生死豪情；那袅袅炊烟里的寻常百姓，在战争中的苦苦挣扎以及不自觉中透露出对家国的爱与忠诚；那坚守信仰的艺术家，用生命打造文艺精品，为抗战宣传动员工作服务……中国人在战争中真实经历的一切，皆能在抗战剧中找到演绎。
具体来看，抗战影视可以溯源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代表作有《风云儿女》《十字街头》等。这些影片与左翼电影运动密切相关，大都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蕴含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表现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群体的人们在动荡时局中奋勇抗争的故事，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篇目。到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电影时期，我国的电影创作延续了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仍然聚焦抗战题材，陆续出现了《平原游击队》《上甘岭》《赵一曼》《小兵张嘎》等一批表现抗战胜利、歌颂抗战英雄的影片。这些影片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如李向阳、赵一曼、嘎子等，这些经典形象尽管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生活主题，但他们身上的人性之光却镌刻进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记忆深处。
随着上世纪80年代电视开始普及，抗战影视创作从大银幕转向小荧屏，抗日题材电视剧逐渐热起来。1984年，改编自作家陈屿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开播，在当时自制剧匮乏的时代掀起了收视热潮，也拉开了我国抗战题材电视剧的序幕。《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在日寇和伪满政府双重阴暗压迫下斗智斗勇的故事，该剧用成熟的镜头语言描绘出那个时代背景下哈尔滨的社会众生相，塑造了王一民、玉旨一郎、塞上萧等一批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成为我国电视连续剧中最早的“抗日经典”。
《夜幕下的哈尔滨》成功之后，《四世同堂》《末代皇帝》《忻口战役》《围城》等纷纷出炉，它们直接或者间接地表现了抗日历史，均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电视剧《四世同堂》改编自老舍的文学经典，忠实地遵循了原作的基本结构、人物设计和精神内核，以一个四代同堂家族的内部矛盾冲突和坎坷变化，折射了战乱笼罩下整个时代整座城市的风云变迁，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深刻的思想性和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再看轰动一时的《末代皇帝》，开篇即呈现了大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作为战犯被押解回国的场景，随后通篇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方式再现战火硝烟中的溥仪及其收监改造后的生活。因真实展示了宫廷礼俗和历史场景，该剧获得了当年的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
进入新世纪以来，抗日剧迎来了跨越式发展，它们将历史的某个局部和断面作为切入口，以客观写实、人性化、可视性的艺术手段复现抗战经典故事，塑造了一批可亲可敬的抗战英雄，同时反思战争的血腥残酷及其对生灵、人性、家园的无情摧残，具有强烈的警示教育作用，既广受观众喜爱，也造就了我国荧屏上历史剧、当代剧、抗战剧“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盛况。据媒体统计，2012年，在全国上星频道黄金档所播出的200多部电视剧中，抗战剧及谍战剧就超过70部；以江苏卫视为例，其全年黄金档所播出的22部电视剧中抗战剧占了9部。显然，新世纪的十多年，抗战剧进入了一个空前高涨的创作时期，这一时期，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有《我的兄弟叫顺溜》《生死线》《雪豹》《我的团长我的团》等，而出品于2005年的《亮剑》，更是在各电视台重播几百次。
价值?责任：抗日影像的艺术品格
抗日题材电视剧是国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将这段特殊历史通过声画艺术直观地呈现给大众，同时也传递了一定的历史观、战争观，对于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创作抗日题材的文艺作品时应坚守如下原则：
首先，守住历史真实这个不可撼动的底线。当前，在某些抗战雷剧中，抗战历史变成了江湖游戏，残酷的战争成了诙谐的游戏场，真实的抗日历史被蒙蔽，乃至混淆了受众的历史认知，影响了受众历史观的建构，而在《夜幕下的哈尔滨》《末代皇帝》《亮剑》等经典抗战剧中，硝烟弥漫的战场、被战火焚烧的人们、用鲜血浸染的胜利等等，多维的抗战历史被影像多角度地表现出来，让观众如临其境。
毋庸置疑，艺术具有多样性，必须鼓励创新和创意，但是艺术创作也有不可逾越的禁地，而抗战题材的禁地就是严禁戏说和历史虚无主义。抗日剧中诸如“手撕鬼子”“天马行空”等不尊重历史的严重浮夸绝非爱国表现，而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的愚民行为。因此，抗日剧的创作务必尊重历史真实，杜绝过度娱乐化消费，我们的编剧、导演、演员等文艺工作者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这对矛盾，坚守艺术创作底线，尊重血泪历史，做到不戏说、不歪曲。
其次，表现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性的考验。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不流血的战争是没有的，只是因时间、地点、规模大小不同，其残酷程度不同而已。著名电影人张勇手曾说，“既然拍战争片，就要敢于真实地表现战争的残酷性，敢于表现残酷战争中的人”。在以往的作品中，比较热门的题材有讲述一介草莽成长为抗日英雄的故事，如《亮剑》《历史的天空》等；也有讲述地下工作者斗智斗勇的的故事，如《风声》《夜幕下的哈尔滨》等；有的则将抗战背景拉远，近距离观察抗战中个体的生命体验，如《四世同堂》《九九归一》等等。在情节、角色的丰富性前提下，这些作品内含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普遍直接或间接地描摹了真实战争的复杂性、极端残酷性，勾勒了人在战争中对人性的坚持或“异化”。所以，抗日剧要传播正确的历史观、战争观，传递出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主题，必须正视侵华战争对同胞生命的杀戮，战争对人性的考验甚至异化等深刻而沉重的话题。
其三，合理运用电视艺术创作的多样性手段。客观地说，抗日剧并不是历史教科书，不必照本宣科，在尊重历史的同时，在把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前提下，可以对历史时空的人和事进行合理的艺术化处理，以达到塑造典型人物、构建典型事件的效果。众所周知，抗日剧要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应当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应用等方面，尤其是在典型形象的塑造方面下大工夫。以《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等成功作品为例，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既表现出了鲜明的独特个性，又具备了英雄人物果敢、英勇、智慧等特质，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接地气、真实感强而深受观众喜爱。因此，“红色经典”抗战剧不可娱乐化，但可加入娱乐性；不追求故弄玄虚，但要讲究叙事节奏；不刻意偶像化，但也不排斥明星出演。
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奋勇抗击日军的反侵略战争历史，是我们永远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和精神财富，是烛照后人、开启未来的一面镜子。抗日剧可以借艺术的想象自由展翅，但必须立足于伟大磅礴的历史真实之上，切不可让历史失守在金钱的驱使之下。作为影像表现对象，抗日战争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富矿，期待更多更好的优秀抗战题材电视剧，让抗战真实演绎，让历史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