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高峰何以可能:本土语言会因借用外来语而变得丰富

　　本土语言也会因为借用外来语而变得丰富，可以学习到其他语言的成熟与气魄，许多不可替代的杰作就是在外来影响与本土元素的会面中得以酝酿产生。

　　在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中，很多维护民族或者地区特性的呼声也在高涨。在欧洲，有很多国家紧密合作，只为保护欧洲电影，应对来自好莱坞的巨大压力。法国也已立法保护自己的语言，以对抗英语的入侵。

　　为了维护本土语言和文学而投入的这类努力，并非新鲜事。冰岛语很长时期就一直反对借用外来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同仁都曾努力维护自己的语言，抵制西方的影响。文学研究者们也赞同语言纯洁派的看法，所以丹麦文学史家维尔赫尔姆 安德森认为，19世纪丹麦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因为诗人和作家都努力摆脱了外来影响，找回了本土特色。到了近晚时期，在很多国家也能看到类似的反应。

　　即使我们意识到本土语言也会因为借用外来语而变得丰富，可以学习到其他语言的成熟和气魄，但这种维护自身语言的持续努力，依然值得人们尊敬。用相应的方式，我们可以赞赏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和保护，尤其是民族文化处于劣势、要对抗强大的国际性潮流的时候。

　　但是，对本土文学的维护却不能忽视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许多不可替代的杰作就是在外来刺激与本土元素或语言的会面、激荡中产生的。

　　在20世纪最有活力、最重要的文学中我们到处可以找到例证。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诗人T S 艾略特具有突破性的诗歌贡献，而这正源于来自19世纪法国的象征主义与来自17世纪英国本土早期诗歌传统的会面。艾略特一方面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启示，另一方面则受17世纪早期英国的所谓“玄学派”诗人的影响――艾略特由此得以进入一种新的诗歌境界。

　　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 帕斯用相同的富有成果的方式，把从法国超现实主义那里得到的启发，与从墨西哥印第安人诗歌中受到的影响结合起来。而叙利亚出生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也用自己的方式在近代法国诗歌与古典阿拉伯语传统的会面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繁荣”来说，福克纳富有幻想的文学方法与拉美本土口头文学传统的交叉渗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不同的案例都显示，从外部来的影响如何与一种本土传统互相激荡，从而孕育新的艺术可能。

　　瑞典文学中也能找到例证，我们可以举两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瑞 马丁松和托马斯 特朗斯特罗姆的例子。马丁松多年当轮船锅炉工，漂过七大洋，当1927年开始登岸生活时，已经拥有了非常丰富的文学素材，对于传统瑞典诗歌也满怀信心。不过他当时笨拙的文学尝试说明他还缺少一种表达丰富经验的语言。后来他从美国诗歌中得到启发，发展出他自己需要的语言。其结果就是，他创作了非常接近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作品：

　　在海上我们感到春天或夏天只是一阵风。

　　漂流的佛罗里达水草有时在夏天开花，

　　而某个春夜里一只琵鹭朝着荷兰飞去。

　　仅用一两个富有内涵的意象，马丁松就再现了一个广阔的背景，不同季节在大海上的“呼吸”。美国现代主义给予了他灵感，使他既可以充分使用自己丰富的生活素材，又能够正确呈现瑞典人的敏锐与感性。

　　而如果法国超现实主义与真正的瑞典传统没有会面，托马斯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恐怕也难以产生。他有一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十二月/瑞典是一条被拖上岸的/憔悴不堪的船/它的桅杆斜立着/朝向黄昏的天空。”他把风景描绘成一条拖上岸的船，这个意象贯穿了整首诗歌，于是风会抓住“橡木的全套桅杆”做一次穿越时代的航行……这种类似电影化的文学展现手法，是特朗斯特罗姆从拉格纳 图尔谢那里学来的，也正是在图尔谢那里，法国超现实主义与瑞典的本土传统会面了。图尔谢通过不同途径和法国超现实主义发生联系，从而使写作打开了通往无意识的阀门，释放了一种富有感染力的荒诞图像的洪流。但是，图尔谢同时又对有强烈视觉感的电影艺术很感兴趣，也对以一种社会结构为言说对象的形象心理学很感兴趣，在这样的背景里，晚近的瑞典诗歌从图尔谢身上开始萌芽。

　　有意思的是，马丁松和特朗斯特罗姆很快超过了他们的老师。但如果没有这种国际影响和本土传统的会面，他们的成就恐怕无从谈起。

　　相应的情况在中国当代文学里也是存在的，在莫言的创作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当人们试图描述莫言的创作特点时，已经有人指出过他与威廉 福克纳、加西亚 马尔克斯之间的关联性。不过，重要的是，莫言在与这两位外国文学大师的精神联系中同时又具有独立性。莫言本人就公正地谈过这种“对话”的关系，那是穿越时代的一种对话：“每当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时，就与福克纳交谈一次。”但是，对话不仅仅是建立在莫言所说的“相当亲密的私人关系”上，莫言甚至可以这样说：“我编造故事的才能绝不在福克纳之下。”

　　如果说福克纳有什么可以启发中国同行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造了一个自己的文学乡土。相对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也创造了他文学中的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在现实中是存在的，这一点与福克纳不一样。

　　不过，关键的区别在于，莫言以一种和他的美国先驱完全不同的方式，让他的微观世界――“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能够概括地呈现这个国家20世纪的整个历史。这个历史从义和团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市场经济，这些历史都被装进了围绕少数乡村人物而发生的故事里。

　　文学家的重要任务在于创造“广阔的视野”。这种创作雄心不仅是美学上的，也是道德上的。正是因为这种目的，莫言在自己的乡土风景中也糅合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地形特征――现实中的高密并没有山脉、沙漠和沼泽。在这种糅合中，莫言创造了他自己的文学天地，并再现了事实上存在过的历史，他的文字终于引起了这个世界的注意。

　　（本文刊发时有删改。作者系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万之译）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9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