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纪事：历尽劫波终重生
原标题：历尽劫波终重生（观天下）
图为文澜阁原抄本。
制图：宋 嵩
图为整理出版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制图：宋 嵩
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工程经历整整十个寒秋，如今工程告竣。此刻同仁们如释重负，百感交集。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作为出版人、文化人，我们无愧于社会。
机缘始自2003年5月，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寄来商务印书馆将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相关宣传资料。我读后如获至宝，突发奇想：北京要出版文津阁，杭州为什么不出版文澜阁呢？一场历时十载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工程由此拉开序幕。
一、两百年的“四库”情缘
在白堤上的文澜阁旁独步徘徊，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四库学研究专家顾志兴讲述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动人历史。
由乾隆皇帝钦定，集数千人之力完成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四库全书》共抄录7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
清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灾难接连不断，分藏七处的《四库全书》大都颠沛流离。文澜阁《四库全书》能保存流传至今，经历尤为曲折。历代浙江文人深明大义，为保护国宝而抛洒热血，使文澜阁本躲过战乱而幸存，实为传奇。
那是在1861年的初冬，太平军攻入杭州，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避难于杭州西溪。次年正月，丁氏兄弟在街市闲逛，突然发现小摊贩用于花生、瓜子的包装纸竟全是《四库全书》的散页，二人大惊失色，急查看店主的包装纸堆，竟分拣出数十册被污损的《四库全书》，不堪入眼。
丁氏兄弟深知《四库全书》之于国家民族的重要，眼见《四库全书》已从文澜阁流入街市，深感事态严重，决定冒险施救。他们趁夜色潜入西湖孤山脚下的文澜阁旁，见文澜阁四周满地残籍，库书已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兄弟俩指挥家人收捡残籍，背负肩挑，运往西溪风木庵藏起来。
然而，许多典籍已经流落民间，如何将市民手中的典籍重新收集起来？杭州民间有着“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丁氏兄弟便雇人每日沿街收购书本、散纸。6个月中，丁氏兄弟从街市收购回文澜阁书8689册，使得1/3左右的库书得以劫后余生。但兄弟俩深知这一典籍已成残籍，因而萌发了补齐这部典籍的念头。他们招募了百余人，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及长沙袁氏卧雪庐、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楼”等处，搜觅精善之本进行抄写，耗时11年，共抄书26000余册。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将其收录补齐，并归还文澜阁。
民国时期的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丁氏兄弟之后又继续了补抄工作，谓之“乙卯补抄”。钱恂，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著名的外交家和开明学者，曾担任大总统顾问和国民政府参议员。钱恂后来虽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工作，但这项补抄工作并没有终止，他在北平家中安置了不少抄写人员，从文渊阁借出《四库全书》继续补抄。
此后，海宁人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最后完成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原《四库全书》有漏抄，如补抄本《竹岩集》12卷，原四库本仅3卷，现册数比原来增多；补抄依据的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之精华；有许多被馆臣删改的文字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
二、捍卫“四库”的拳拳之心
“癸亥补抄”后仅10余年时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日军越过淞沪防线，12月进攻杭州。日军数度轰炸杭城，库书又有再遭劫掠、焚毁之虞。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恐库书被炸，即命总务部赶制木箱、准备搬运工具，将库书装成139箱，迁至钱江对岸的富阳鱼山。但鱼山与杭州仅一江之隔，随时可听到日机的轰炸声，仍有安全隐患，他决定将库书再迁建德。此后，战事吃紧，库书又转运至浙南的龙泉县内暂存。
1938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运至贵州保管，以避免战事殃及。同时，派浙江大学教授去龙泉协助徙运库书。浙江大学协助浙江图书馆一起将库书西迁，踏上艰难的征途。经辗转浙、闽、赣、湘、黔5省，行程2500公里，历千难万险于1938年4月底抵达贵阳西门外的张家祠堂。据奉命护书入黔的毛春翔所作《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自浦城至江山峡口，险路甚多，运输车中有一辆在离江山峡口不远处倾覆，十一箱翻落池中，虞君佩岚急往附近村庄雇粗工，入池起箱，另雇他车星夜运达江山县城。翌晨幸有太阳，借簟在城隍庙大天井中曝晒，书浸水中久，晒两日，水滢如故。絜非先生以运输时间迫促，不容久延，即命装箱，谓运抵长沙，再从容翻晒，余与佩岚未有异议。”另有前往保管库书的夏定域，言及落水之库书的处理：“头顶烈日，一本本翻晒，又逐册逐页细心揭开晾干，再装入箱，耗时数月之久。”其艰辛可见一斑。
文澜阁《四库全书》抵达贵阳后，战火又燃烧到贵阳。1939年春，日军数十架飞机突袭贵阳，狂轰滥炸，致使无数建筑被毁，人员伤亡数千。虽存放于西郊张家祠堂的库书暂未被殃及，却受到严重威胁。库书又迅速移送较偏僻的地母洞贮藏。地母洞高有5丈，深约70丈，为天造之书库。但地母洞较为潮湿，藏书易发生霉变，护书人员的主要工作便是防潮晒书。逢太阳出，必轮番晒书，又在洞内不断加放大量石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晃6年。
1944年11月，日军突然长驱入黔，贵阳危急，库书存放的安全又成问题，陈训慈紧急约见教育部商谈，再次决定将库书迁蜀。12月8日由战区司令部派出6辆大卡车，走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库书运至重庆青木关，藏于教育部部长公馆内。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日军无条件投降，文澜阁《四库全书》才得以安宁。1946年5月，文澜阁《四库全书》从重庆青木关启程，又用6辆卡车分装，近20人押运，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历时50余日，回乡返浙，其间又历千辛经万险。据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在《浙江图书馆志·序》中所言：1994年我在日本京都读到日本学者松木刚的《掠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才知道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九个人从上海到杭州，花了许多时间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但他们的好梦落空了。从这一资料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早就对文澜阁库书不怀好意，包藏祸心。在杭州沦敌的漫长岁月里，陈训慈等一批浙人为防止日军抢夺库书这一文化瑰宝，与众多国人一道，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凸显了捍卫四库的拳拳之心，体现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三、传承“四库”的历史香火
经过有识之士的努力，历经沧桑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幸存。但历经数代，库书已有许多封面硬化，书线脱落，部分书页已经发霉。为使文化瑰宝得以延续，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四库全书》重新整理出版。这是当代中国出版者的责任，也是200余年来我们浙人的“四库”情缘。
从历史的变幻中接过前人的接力棒，我们感到了这份责任的沉重，也非常清楚将凝聚了几代浙人心血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发扬光大，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毛昭晰对杭州出版社敢于担当整理出版库书的勇气、决心表示敬佩和支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华书局、复旦大学的专家学者对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然而，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全部整理印制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漫长的时间，以及大量的资金，这对我们一个小小的出版社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困难。年过七旬的毛昭晰，为能尽快促成此项目的开展，奔走于浙江图书馆与浙江省文化厅之间。经过多次商谈，2004年5月，杭州出版社与浙江图书馆签署了共同合作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协议。杭州出版社迅速建立了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由专家组成的古籍整理组，承担技术攻关任务。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文澜阁《四库全书》中有许多破损或残缺，有的专家建议将缺书、缺卷、缺篇、缺页、缺行、缺字全部补上，对所缺部分，采用文渊阁本进行配补。但经过反复商议，我们最后还是坚持“修旧如旧，保持原貌”的原真性原则。
确保《四库全书》原书完好无损，若采用扫描方式，速度会比较快，但对原书会有伤害。我们经反复调研，最后敲定采用数码照相机拍摄，再通过电脑技术对数码照片进行处理和制版。于是从香港购进了13台日本“理光”相机，定制了13根1.5米长的手动快门线，会同社会上的机械技术人员，专门研制10台能升能降、中间设有凹槽、能左右摇摆45度的翻拍架。由15名摄影者从2004年8月到2005年7月，花费整整一年时间，终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全部拍成了数字照片。此外，原书是朱丝栏，这次大胆创新，利用电脑技术把栏框和栏线全部整齐统一。边空的留白和粗细的线条，使影印本的页面倍加精神并增添了美感。
由丁氏补抄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本所用宣纸较薄，不如皇家抄本的宣纸厚，墨迹浓淡不一，两面互相透字严重，这是翻拍中必须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制版技术人员反复摸索后确定了技术参数，将纸张上的杂点、污点都褪掉，然后通过电脑软件进行栏框、栏线和文字的处理，再把格子套到文字上合成。在《四库全书》中有很多小字和细线，笔迹较淡，不容易拍清楚。为保证清晰度，拍摄者在背面垫上白纸，以避免下页纸的字迹影透过来，不断调试，再作重拍，周而复始，天天如此。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四库全书》的影印样张送达专家手上时，他们深感惊讶：这套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影印，不仅取得了美观的效果，而且达到了存真的目的。
因为出现了丁氏兄弟，后又有了钱恂；因为有了张宗祥、陈训慈，又出现了具有历史文化情怀的毛昭晰，也因为有了杭州出版社的不畏艰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文脉才得以延续、传承。
（作者为杭州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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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途多舛的“四库七阁”
《四库全书》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不仅囊括了从先秦至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而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乾隆下令仿效浙江“天一阁”的规制，建造七座藏书楼用于收藏，这就是著名的“四库七阁”。其中，北方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和文溯阁称为“内廷四阁”，南方的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被称为“江浙三阁”。
近代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四库七阁”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中国社会的坎坷多难。辛亥革命之后，文渊阁《四库全书》交由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保存，后来随着战事的变化，全书又辗转迁往上海、重庆、南京等地，最终运至台湾，现珍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文源阁《四库全书》在入侵圆明园的英法联军的大火中化为灰烬。文津阁《四库全书》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是7部《四库全书》中惟一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一部。文溯阁《四库全书》在沙俄帝国侵占东北三省时曾出现丢失现象，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文宗阁、文汇阁《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战争。在战火中，文澜阁中珍藏的《四库全书》也大量散失，历经几代人的捡拾、搜访、收购、整理等工作，成为“江浙三阁”的仅存，现珍藏在浙江省图书馆。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06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