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把自己隐藏得深一点， 就不那么容易自恋
生于1982年的青年作家文珍，毕业于中山大学金融系，随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研究与创作方向硕士。文珍的小说大多讲述都市男女青年的故事，善于从通俗的日常生活描绘人物内心的复杂与幽深。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曾获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第五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奖等。
A 从写不正常的人，到写正常人的不正常
羊城晚报：你真正意义上第一部发表的小说是什么？现在看这篇小说自己还满意吗？
文珍：虽然我上小学时就有文章入选全国作文选，初、高中都在报纸上发表豆腐块，大学也在BBS上写了很多故事，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发表的小说是在2003年上半年，大四毕业前发表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上的短篇小说《饕餮者》。这篇小说是当时在中山大学逸仙时空BBS上写的“残废几种”系列的一篇。大概情节是一个大二在读女生每天课后在一家高级餐馆打工，无意间发现一个每天都坐在固定位置上暴饮暴食的客人，这个女生成长道路平顺，也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同班小男友，但她仍然不可遏制地对这个动作极尽优雅而压抑的饕餮者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终于有一天，这个女生发现这个男人每天走出去到某个地方就开始呕吐，把刚刚吃掉的所有精美食物都吐掉，一时间非常震动。那个男人大概是受过某种无法言说的创伤，甚至也许就发生在那个餐馆里。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古怪的饕餮者不再来这个餐馆了。小说就此戛然而止。
“残废几种”系列总共有十二篇，基本写于2002年春天到暑假期间，那时我正读大三，状态好的时候，接连几天可以每天都写一篇。这些故事现在看来当然都很青涩也很文艺腔，连我自己也不能解释，以当时不到二十岁的年纪，为什么会写下这么多不太正常的人的故事：有暴饮暴食的，自杀的，被情敌毁容的，也有吸毒卖淫的不良少女和精神病人。不过回头看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我好像一直对人内心幽暗深处的兴趣大于对外部浮华世界的兴趣。这十二篇包括《饕餮者》这篇，都试图在探讨特定某一类人的病态和残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现在的书写也仍然保留了一部分这种倾向，但已经不再是全部，也远不是最重要的。
羊城晚报：那后来的变化是什么？
文珍：后来，从某个时期开始，我决定开始写正常人的不正常。表面上看来最寻常不过的普通人，内心同样也有很多说不出口的困扰。对这种更具普遍性的困境的书写，也许更有意义，所以就有了顾采采和曾小月，她们看上去没有任何不正常，但内心面临的问题同样非常巨大、尖锐，无法依靠本人的能力消化。写作者当然可以偷懒一股脑儿把个人的悲剧全怪在社会和少数坏人身上，但更重要的是探讨社会的发展进程是怎样对一个生活在这时代的个体造成具体影响的，最重要的是写出这困扰、束缚和蚕食的过程。
羊城晚报：很多年轻作家往往是从自己的故事开始写作，但你好像不是这样，为什么？
文珍：我是太阳巨蟹座，可能是出于一种巨蟹座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吧……其实任何一个作家写任何事，都不可避免地只能从自己的眼光去写，也就是说事实上都是在写自己。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直接现身说法，借借他人酒杯，浇浇自己块垒也就足够了。最好是把自己隐藏得深一点，这样就不那么容易陷入自恋，也不需要因恐惧暴露内心而过分矫饰真相。以我个人的经验，在书写足够远的他者时，反而用笔会更大胆，更真诚，更容易抵达某种力所能及的真相。
羊城晚报：对你而言，讲故事和写小说是怎样的关系？
文珍：写好小说当然需要有好故事，但是好的故事情节并不仅仅是小说的全部。用什么样的语调和节奏说出这个故事，如何用语词的魔法在读者心中重现故事的氛围和情境，以及在何等程度上带领他们深入故事人物的内心，于我而言才是最有挑战性和最迷人的工作。
B 从翻译腔，到有意识地与时代相关联
羊城晚报：你的小说有很强的时代感，无论是环境氛围营造还是人物语言，很容易让人进入小说的语境进而被感染。这种时代感是你有意为之吗？这和你的小说创作观是否有一定关系？
文珍：其实我最初学写小说时，受喜欢的作家作品影响比较大，看翻译小说和港台文学也比较多，语调和句式都会不自觉地有所模仿，会被人说有点像翻译小说，或者情节比较弱，太散文化，也显得完全和自己的时代没有关联。写到后来开始有意识地拨乱反正，变得更口语化、更重视情节，同时也会更有意识地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思考，甚至会加入一些时效性很强的新闻和流行语作为小说背景。
这样做其实有两面性，一方面读者会更容易进入小说情境，不会遭遇太多阅读障碍；但另一方面，我想太执着于解决问题，写作思路过分清晰，其实也是会伤害一部分文学性——一枝笔佻达明白地写下去，故事太流利发展太顺遂，会失去让读者停下来想一想的契机。所以我在解决了让读者顺利进入小说的问题后，现在又开始重新寻找某种时代感和个人性之间的平衡。反正每过一段时间，我的小说创作观都会悄然发生一点变化，每次动笔都是一次崭新的尝试，不断挑战自己的局限最有趣。
羊城晚报：我读你的小说总会被那些复杂而又细腻的心理描写击中，这种复杂而精细的陈述让人看到爱情乃至人性的复杂和幽深，这种描写能力是如何获得的？和你的性格有关系吗？
文珍：嗯，可能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属于默默在一旁观察，内心戏太足的类型。我曾经在一个创作谈里说过，也许所有写作者都是怯懦而渴望说出一切的人。可能还得加上一点，因为我太喜欢人了，对人世间也怀有很充沛的情感，所以往往会沉迷于各色人等的描影画形，乃至于愿意一一展示他们内心深处的层次与褶皱。最高尚的人，也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一闪念；而坏人也往往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可以过自己的良心关的。解读人和人何以对同一桩事物反应截然不同、探究人性的复杂深邃犹如穿过重重迷宫，这柳暗花明的过程令人乐而忘返。
C 从建造不完美的城，到“不写会死”
羊城晚报：试着用几个词语来形容你的小说风格吧？
文珍：这还蛮难的。一般说来，让一个人形容自己的性格，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解释到反面去，比如说一个明明很计较的人，恰恰会以为自己是一个大方豪爽不拘小节的人。这描述往往是渴望摆脱自身局限的美好愿景，而不是确然如此。所以让我用几个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小说风格，恐怕也是缘木求鱼之事。
只能说我希望达到的小说风格吧。首先要“准确”。像最好的诗歌一样准确、每个词语都落在了应有的地方，营造的氛围真实，意象完整，人物性格塑造也精准，这便是我追求的目标。其次是“丰富”。我希望小说能够展现不止一个人的观点和语调，能够在写作者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尽量做到众声喧哗，让每个人物都能开口说出该说的话，遵循各自的逻辑行事，尽量还原生活真实的复杂性。第三，也许是“相信”。不管遇到多么糟的事情，我都希望我的主角不要一味沉沦，始终心里要有相信和喜爱的东西。第四是“公正”。我有时会用男生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写，是希望达到一种性别视角的公正；偶尔也会写和自己身边人完全不同的人群，比如《安翔路情事》里的小胡和小玉，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从离自己较远的他者视角来看问题；比方说改革开放造成的贫富悬殊和城乡差别，对于大学生和小知识分子是一种现代性的焦虑，而对于底层劳动人民，又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层面的碾压。第五是“爱”。爱在此是比较广义的情感。无论是合乎伦理道德的家庭之爱、夫妻之爱、朋友之爱，还是种种不合常规难以定性之爱，我惟愿我的小说里不匮乏“爱”，这种能够让人沉沦毁灭堕落，也能让人性最终上升到接近神性的感情。
羊城晚报：你的小说抱负是什么？
文珍：我的抱负说起来也很简单：到死前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小说就好。当然多半会是长篇——也许在写出无数不够完美的中长短篇之后——而这个故事能最终容纳我所有的野心和梦想，是一个应有尽有、在我死后也仍有人愿意不断走入的自主之城。
在这个故事最终完成之前，我还会打造无数座大大小小不够完美的城，里面走动着许多我爱过、恨过、想要离开却难以忘记的人们，它们或者在我死后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或者在我生前已然速生速朽。但是至少它们曾经安慰过一些活着的人，曾经让人相信过这城与人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在最后的审判日到来之前，我不会放弃我的希望。
羊城晚报：你觉得一名优秀的作家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文珍：也许是真诚、宽容或者说博大，以及对美好纯粹事物永恒不断的孜孜以求。一般来说，我会把宽容放在第一位，而真诚是通往美的桥梁。有时候也可以反过来，通过求真臻于美善。这三者循环往复，在不同阶段分别处于最重要的位置。还有一点，我想一个好作家在还能写的时候，应该尽量多写，不断动笔，不断失败，才有可能写出自己这一生最好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写得太快又非常危险，很可能最后不是“不写会死”，而是“为写而写”了。在作家与匠人、快与慢、多与少、成名和沉潜等等概念之间，一个人也许需要用一生来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平衡。而最重要的事情，我想还是最简单的“写下去”。克服一切怠惰、软弱、名利纷争等等外界干扰，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按照自己内心节奏，心无旁骛地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