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哪位知识分子为保护邓小平三次企图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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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景润

　　 “就是死也不说昧良心的话！”

　　1978年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了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正是这篇文章，使一个科学怪人变成了大众心目中的科学英雄。关于陈景润的话题至今还不时被人提起，其知名度用家喻户晓来形容毫不为过。陈景润的知名度，是中国科学家宣传的一个神话，几乎不可能重演。

　　1954年夏天，陈景润被分配到北京第四中学做数学教员，由于不能适应教学工作，他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下调回到厦门大学。回到大学，陈景润努力开展数学研究，并获得了一些成果，其中包括《他利问题》，即推进华罗庚关于“他利问题”的成果的论文。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要想改进著名数学家的成果，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也需要有非凡的智慧。陈景润的老师李文清把这篇论文寄给了华罗庚。这篇论文由王元看过后介绍给华罗庚，华罗庚亲自看完，感到很高兴。然后他推荐陈景润参加1956年的全国数学会议宣读论文。得到华罗庚的赏识，是陈景润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

　　陈景润到北京后，华罗庚会见了他。华罗庚的确是个伯乐，他看出讷言的陈景润有着优秀的研究才能，便有了将陈景润调到数学所的想法。陈景润参加了当年的全国数学论文大会，他的名字第一次被登上《人民日报》。此次经历，让他获得了真正进入研究领域的通行证，也成了他在随后的年代中坎坷遭遇的第一条罪状。

　　陈景润于1957年9月被调到数学所当实习研究员。在这里，他勤奋努力，心无旁骛，成了有名的“安钻迷”。这个最初是赞扬的称号很快就随着政治运动的变化而成为他作为“小白旗”的罪状。他做的研究和写的论文越多，就越是要受到批判。

　　结果他被调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做一些他后来不愿提起的事情。1962年，他终于又被调回数学所，尽管他的“白专”帽子还在，他却顽固不化地走他的道路，只是他行事更加谨慎小心，研究方向和工作内容不到快要发表时极少有人知道。1963年发表《圆内整点问题》之后，他很快就开始了“摘取皇冠上的明珠”的工作。当陈景润在数学所的小房间里埋头苦算时，外面的世界早已箭拔弩张，风云变幻。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位沉溺于数学海洋里，一心要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著名科学家，在“文革”中被作为安(心工作)、钻(研业务)、迷(于专业)的“白专典型”受到批判。他研究的“1+1”被斥为“白痴”、“伪科学”，连工资也被扣了。

　　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却也是带过帽子的人物———白专典型。除了一些传说的怪癖，总的说来他与世无争。他躲进那本来就不是人住之所的小锅炉房里，不影响别人，别人也不会注意到他。相比当时那些正遭受迫害的人而言，或者相比陈景润曾被迫逗留过的“牛棚”，陈景润在他6平米的锅炉房里，能比较安全地营造他的数学小世界。在这里，他提出了“陈式定理”。在完善“1+2”的漫长过程中，陈景润小心翼翼地生活，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仿佛被人们遗忘了。

　　直到1973年4月“陈景润事件”的发生。其时，陈景润的“1+2”刚刚在复刊的《中国科学》上发表，王元等人审阅该论文后，所有的犹豫到最后还是变成支持的行动，表现了这些科学家面对如此卓越的成果时无愧历史的良心。他们一致的专业认同通过当时中科院还没有彻底崩坏的科研工作报告等形式，传达给其他方向和其他专业的科学家，以至中央领导。

　　在他事业和生活处于艰难时候，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科学战线也不例外，数学所恢复了上下班制度。当邓小平知道陈景润的情况后激愤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中国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并具体过问陈景润的工作和生活，并亲笔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

　　对邓小平的知遇之恩，陈景润铭记在心，虽然他因沉迷数学而被人认为不谙世事，但他心中有一杆看人的秤。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陈景润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江青暗地里鼓动陈景润污蔑陷害邓小平，但被大智若愚的陈景润巧妙回绝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

　　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四人帮”党羽威逼陈景润写大字报揭发邓小平，并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四人帮”效忠，被陈景润严辞拒绝，并对前来劝说的人说：“就是死也不说昧良心的话！”“四人帮”并不就此罢休，而是不分白天黑夜逼迫他写大字报，否则就不让他工作。为了保护邓小平，善良正直的陈景润3次企图自杀，这种患难中的真情，不仅让人感动，更让人仰止。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了长篇讲话，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知识的肯定，对知识分子的肯定。

　　陈景润心情无比激动，他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只是一个劲地说:“我很高兴，很高兴!”当邓小平与他亲切握手并询问他身体状况时，陈景润说:“好，我很好!”是的，在科学的春天里，陈景润精神振奋，满身的疾病似乎没有了踪影。

　　在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总有一角冰山未曾融化。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景润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成为有志攀登科学高峰的青年偶像，但他生活和工作条件依然很差。1980年结婚后，夫妻分居两地。儿子出生后，请了一个保姆，一家4口挤在6平方米的陋室内。他科研任务重，身边却没有助手。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身体，影响了他的科研进度。邓小平了解这个情况后，当即批示予以解决。仅仅一个星期，陈景润的妻子由武汉军区156医院调到北京309医院，他的科研助手也配了，并搬进了四房一厅的专家楼。在1983年，这么宽敞的住房在中关村只有20多套，都是分给年老资深的科学家，陈景润是最年轻的住户，没有邓小平批示是分不到的。与妻子见面，陈景润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你调来是小平批示的。我一定拼命干，累死了也心甘情愿!”陈景润确实在拼命干，他过多地透支健康，以致在1996年，63岁的陈景润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他是累死的，而且确实也是心甘情愿的。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陈景润的妻子由昆说:“如果景润在世，当他听到小平逝世的消息，他会随小平一起去的，他会这样的。”知遇之恩，终生难报。一代伟人与科学泰斗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原文标题：《邓小平与党外人士交往的故事》，本文系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