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三个子女对“特权”态度截然不同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来源

　　斯维特兰娜虽被称作“克里姆林宫公主”，但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却在与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角力，由此也决定了她人生历程的奇特和崎岖。

　　 “掌上明珠”的叛逆与情感坎坷

　　斯维特兰娜生于1926年2月28日，是斯大林唯一的女儿，斯大林和妻子阿里卢耶娃把她视作掌上明珠。在父母的呵护和家庭教师的教育下，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在学前阶段便能读写俄语和德语，会画画和捏泥塑，且能根据别人的钢琴弹奏写出乐谱。

　　1932年11月8日阿里卢耶娃自杀身亡后，斯大林对这个在6岁半便失去母亲的小女儿给予了更多的父爱。在家里，他常和她玩“命令”游戏：作为“女主人”的女儿给作为“第一秘书”的父亲下达书面命令，“第一秘书”则谦恭地表示“服从”、“遵命”、“马上完成任务”；倘出差在外，他便用工工整整的印刷体给她写信，给她邮寄她最爱吃的水果。在母亲去世后的整整10年里，这对父女的关系显得融洽而亲密。

　　1941年冬，斯维特兰娜从外国杂志上得知了母亲死亡的真相——并非像家人一直告诉她的那样是因病而死，而是自杀。这件事对她震动很大，也改变了她对父亲的看法。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被摧毁了，也摧毁了我对父亲的意见、意志、每一句话的绝对服从……”

　　由于这个缘故，也因为青春期来临，斯维特兰娜开始变得有些叛逆。1942年冬，16岁的她竟然爱上了40多岁的电影导演阿·雅·卡甫列尔。为了拆散他们，斯大林的警卫员鲁缅采夫对卡甫列尔提出了警告，并建议他离开莫斯科，到较远的地方出差。卡甫列尔虽当场骂了鲁缅采夫，但终究还是没有承受住压力，决定到塔什干去拍片子。然而就在他收拾好行囊，准备出发之时，却突然以“英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后被流放5年。斯维特兰娜则遭到了父亲的严厉痛斥：“现在战争打得这样，可你却干出……”“也不看看你自己，可有谁需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的女人，你是个糊涂虫！”盛怒之下的父亲甚至狠狠地打了她两记耳光。自此，父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冲突接连发生。

　　中学毕业后，斯维特兰娜打算报考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因为她喜爱文学，且老师也建议她学习语文。不料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你想当文学家？你就喜欢风流名士派！他们都是些不学无术的人，你也想做这样的人吗？……不行，你必须受良好的教育，哪怕是考历史系也行。”女儿虽极不情愿，但为了不致与父亲闹僵，还是于1943年秋进入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

　　次年春天，正读大一、刚满18岁的斯维特兰娜与她中学时期的同学、当时正就读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莫罗佐夫（犹太人）结了婚。对于这桩婚事，斯大林虽不满意，但也没有执意反对，只是说：“这是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硬将他塞给你的。”“见你的鬼，愿意怎样就怎样吧。”不过他明确表示，决不允许她把丈夫带到家中。结果是，斯大林一次也没见过这位女婿。

　　结婚第二年，斯维特兰娜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约瑟夫。她把孩子交给佣人照看，自己则继续读书。1947年春，这对结婚刚三年的年轻夫妻因感情破裂而离异。

　　离婚后，斯维特兰娜又感到了孤独，而她那个不能与外界接触、犹如孤立城堡般的家更让她感到憋闷和烦躁。为了排解心中烦闷，她经常到原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日丹诺夫的家中做客，由此与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o日丹诺夫有了较多接触。1949年春两人登记结婚。

　　两人的婚姻其实并无感情基础。他们虽互不讨厌，但也并不相爱。斯维特兰娜坦言，她之所以嫁给尤里，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可以使我有可能进入另一个家，给我哪怕是一点点的自由，给我打开接近人们的大门。”而日丹诺夫家之所以愿娶斯维特兰娜，则不能排除她的父亲是斯大林的因素。当然，禀性耿直、满腹锦绣的尤里不是喜欢攀龙附凤之人，但他的母亲却非常市侩，而尤里在家里又恰恰唯母命是从。

　　斯大林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他一直希望两家能够结亲，这不仅是因为两家门当户对，日丹诺夫成为他的亲家有助于他权位的巩固，还因为他对尤里这个小伙子也十分欣赏。但他更希望尤里能上门做他的女婿，随着年事日高，他对独自一人的生活已感到孤独。在得知两人将喜结连理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人在他的孔策沃别墅增建一层楼，以期两人能高高兴兴地住进去。不料女儿却坚决要求带着她的儿子约瑟夫住到日丹诺夫家，这让他感到有些委屈和伤心，愤愤地对女儿说：他家的那些女人会把你吃掉的！但女儿还是住到了丈夫家中，一年后生下女儿喀琪娅。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难以维持长久的。尤里在婚后仍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回家，也很少注意妻子的生活和情绪，而斯维特兰娜也考取了苏联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两人各忙各的，难得进行感情沟通，夫妻关系日趋恶化。1952年两人正式离婚。斯大林对此虽感到惋惜，却未加阻拦。

　　与尤里离婚后，斯维特兰娜仍未与父亲住在一起，而是住进了父亲另外给她安排的一套房子。这时她已很难见到父亲，1952年10月28日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想见到你……如果允许的话，如果这不会使你感到不安的话，那么，我请求批准我在你身边度过11月的两天节日——11月8日和9日。”

　　然而，1953年3月2日，斯维特兰娜突然被从课堂上叫到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身边。她后来写道：那几天，“我爱父亲是那样强烈和温柔，胜于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