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婴儿潮”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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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和生育率会有回升，但不会出现婴儿潮，累积效应释放后，生育率波动在1.6—1.7

　　“单独两孩政策盼望多时了，现在就等本地的‘发令枪’。”在河北省卫生计生系统供职的公务员小张，已经憧憬着有两个孩子的幸福时光，“等待期间，我们先去计生服务站做免费孕前优生检查。”

　　“这些天，不少70后甚至60后纷纷向我打听新政什么时候实行。”武汉市卫生计生委书记李丹芳说，由于年龄原因，40岁以上人群想赶“头班车”。

　　调整生育政策前后的多项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单独夫妇愿意生二孩，而且年龄越长，越想多要一个孩子。有人担忧，单独两孩新政会不会引发新一轮“婴儿潮”？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介绍，“婴儿潮”常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的18年间，出生率大幅度提升，出生人口高达7800万人。新中国成立至今，出现过三次出生率大幅度提升，有人比喻为“婴儿潮”，学界称之为人口出生高峰。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数据，1950年—1957年的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1962年—1975年的第二次高峰、1981年—1997年的第三次高峰，年均出生人口分别为2000万、2900万、2000万。1997年以后，出生人口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1800万降到2012年的1635万，近年来一直在1600万左右浮动。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没有出现。

　　“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进入21世纪，出现加速的‘少子化’，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量一路下跌到1.5—1.6个。”翟振武表示，完善调整生育政策，是想适度提高低生育水平，让总和生育率向1.8靠拢。

　　“当前，全国符合单独两孩再生育条件的夫妇总量不是太大，大概1500万—2000万人。新政实施后，近几年出生人口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可能呈现一个小波峰，但大体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人口规模，不会出现所谓的新一轮婴儿潮。”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指出，到2020年，累计效应释放后，总和生育率会波动在1.6—1.7。

　　“‘心动’不等于‘行动’，其中有很多制约因素。”杨文庄分析，由于以往实施城乡有别的生育政策，农村的独生子女远少于城市，此次单独两孩新政，影响的主要是城镇夫妻。在城市里，多养个孩子不是简单地添双筷子的问题。

　　“如果不‘啃老’，我生得起也养不起。”小张给记者算了笔账，“石家庄的房价，城市边缘的也每平方米四五千元。我们住在父母家，不用买房还房贷。河北工资低，我们夫妻俩都是公务员，一个月工资加起来5000元，仅奶粉钱、纸尿裤钱、早教费、玩具费等，就要花掉一多半。至于日后的学钢琴、请家教等开支，如果没有父母支撑，养一个孩子都捉襟见肘！”

　　调查发现，在中小城市，符合条件的夫妇，大都希望单独两孩新政尽快实施。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物价等成本压力、晚婚晚育、不孕不育、时间和精力不支等因素成为生育行动的绊脚石。

　　“单独两孩”对中期的人口老龄化下降作用微弱，但是对远期的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下降作用

　　日前，年近七旬的王老师去北京一家大医院做抽血检查。排队过程中，一位白发驼背的老婆婆从后面蹒跚而来插在她前面。“不能加塞儿，到后面排队！”王老师还没开口，身后的“长龙”里传来抗议声。“我有尿失禁，站不住……”老婆婆眼巴巴地望着王老师解释。“老人看上去80多岁了，没有家人陪伴，让她先看何妨！”王老师心里替她鸣不平，转头一望，发现身后的患者多为“银发族”。

　　“我从医生那里得知，这家医院每天早晨来验血的患者多达五六百人，大部分是老年人。”王老师对记者说，“再过20年你们都退休时，医院遍地都是老人了，一个孩子哪里陪得过来？”

　　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城市的家庭养老体系变得极其脆弱。目前，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达49.8%。面对空巢父母日益突出的精神关爱、医疗照料、经济支持等需求，独生子女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一项调查显示，59.7％的人感觉自己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大。而一旦独生子女出现伤残事件，父母的家庭养老支持体系就会坍塌。

　　“不仅是城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家庭普遍呈现规模小型化、关系简单化等特征。”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介绍，全国家庭规模越来越小，1982年人口普查时每个家庭4.4个人，现在只剩3.1个人，1到3人户成了家庭人口规模的主流，家庭养老人力资源趋紧。

　　“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80后、90后、00后几代将面临沉重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赡养负担。”原新说，我国老龄化来势迅猛。1980年城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有人认为老化现象最快也要40年后才会出现。但是到1999年，我国仅用短短18年时间就迈入老龄社会。根据联合国预测，再过17年，即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届时每3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

　　“生育新政可以减轻独生子女的赡养负担。”原新指出，“单独两孩”可以在政策上避免出现“4—2—1”的家庭结构，避免出现“独二代”家庭，即父母、子女两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有利于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

　　原新介绍，“单独两孩”政策还可以延缓老龄化进程，尽管对近中期老龄化下降作用微弱，但是对远期作用显著，到我国人口老龄化最高的时候，可以缓解老龄化水平。

　　从概率上来看，一胎没有儿子的比例为1/2，两胎没有儿子的比例降到1/4

　　两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两位华裔学者发表论文，探讨内地民众“喜”储蓄“恶”消费的原因，发现中国储蓄率全球最高，并非源于一般人认为的“社会安全网”严重不足，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造成婚姻市场男女供求失调，由此衍生出“王老五过剩”问题。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提升爱儿的“作战能力”，父母们不惜节衣缩食，累积资本，以增加他们的成婚机会。

　　“这个说法虽值得商榷，但与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出现‘媳妇荒’、‘买卖新娘’等现象一样，折射了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引发的‘剩男’现象日益凸显。”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说。

　　在自然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为103—107。

　　我国已经历30多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过程，2008年达到最高值120.56，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4年虽然出现持续下降，但是降幅有限，整体上高出警戒线10多个点，仍在高位徘徊，2012年为117.7。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我国30岁以下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多万。专家预测，2013年之后，中国每年的男性过剩人口将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渐次进入婚育期的80后、90后青年，正遭遇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挑战。

　　“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单独两孩’可以适度多生，有利于减少‘光棍大军’。”原新认为，如果生育两孩，从概率上来看，一胎没有儿子的比例为1/2，两胎没有儿子的比例就降到1/4。

　　“但是，‘单独两孩’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原新说，对于想儿女双全的人群，要使其中的95%以上实现愿望，如果仅靠多生方式则每对夫妇必须平均生育2.94个孩子才能达到。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表面上看是部分夫妇的生育“性别偏好”所致，背后是社会经济文化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

　　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考虑到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趋势发生逆转，总和生育率降至2.1以下。进入21世纪，下跌到1.5—1.6。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提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为宜，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