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为“推行国历”实施元旦休假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

　　元旦本指一年之始，在中国传统语汇中与“春节”可以互通使用。随着阳历的使用，元旦才特指阳历1月1日。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通告，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自此，元旦因其为民国开国纪念日，遂成为重要节日。

　　既为节日，照例少不了休假。例如1912年12月20日上海县民政长发布通告，称“照得献岁发春，自应休息数日，以庆新年。惟社会习惯相沿已久，当更始之际，未便一律通行。查元日为南京政府成立纪念日，凡我国民理合同申庆贺，除出示晓谕外，合行照曾一体查照行”。上海市政厅遂通告本巿区域铺户居民元旦“应行休息”。而上海地方审判与检察两厅则通知办公人员：“元旦理应给假休息，以志庆贺”，自1912年12月31日至1913年1月3日停止办公。

　　北洋政府时期，阳历年关放假三天，成为惯例。一月一至三日，一般政府机关均停止办公，“以示休息”。不仅“军政各机关均停止办公三天”，“司法机关亦于元旦日起停理诉讼三日”。不仅中央如此，地方亦莫不然。不仅行政司法机关如此，军政民政“各衙署均定休假三天”。

　　不过，当时的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则一般“循例休假两天”，也有少数银行元旦仅休业一天。而文教机关放假天数相对较长，例如1917年元旦，苏州大小公私各学校“均于三十号下午起停课放学，至一月三号为止”。次年，嘉兴中西各学校元旦放假天数则为五日。

　　国民政府时期

　　国民党奠都南京之后，极力推行阳历，以取代阴历，开展了所谓的“推行国历”运动。但是，推行国历以来，民间泥于旧习，效果并不显著。国民党高层意识到，须进行大规模的提倡宣传，才能转变数千年来之民间旧俗。为此，增加阳历元旦的放假天数等手段也就应运而生。1930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皓电，称“为提倡国历，转移人民习尚”起见，“国历新年应改为休业五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一月四日止”。据此，国民政府行政院通告全国各机关，新年放假五日。而到1933年，国民政府则通令各界，元旦休假改为三天。此后元旦，也基本保持三天休假的制度。

　　不过，各业实际执行情况不一。例如上海钱业公会发布公告：“(自)元旦日起，庆祝新年，休假四天、五日照常营业”。银行业也是如此，例如1930年12月31日，中华劝工银行通告社会：“本行兹因办理结算，定于国历新正一日至四日休业四天”。中央信托公司总公司上海虹口办事处也登出广告：“一月一二三四日国历新年，休业四天，自五日起照常营业”。同期，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也于一月一至四日停止交易。也有一些企业休假三天，例如同益信托公司1930年12月底通告社会：“一月一二三日新年，本公司休业三天”。上海先施与永安两大商场均于1932年12月底宣布，自新年元旦日起“休假三天，四日照常营业”。如同北洋时期一样，也有不少银行与店铺等仅休业两天。

　　元旦的“被休息”色彩

　　国民政府时期极力推行元旦休假，主要是为推行历法改革。一方面利用各种宣传办法，冀图“使民众心悦诚服地来奉行国历”；另一方面则强行将民众的阴历休假习惯移归阳历。所以在规定阳历元旦放假天数的同时，复声明在“旧历新年，各界一律不得休业”，将阴历称为“废历”；要求民间将各类祭祀、庆祝与娱乐活动一律移至国历元旦举行，包括吃年夜饭、守岁、送礼、团拜等活动，也应改在“国历”元旦，意在推行“国历”之际，仍能酌存旧俗，俾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同时，“严禁废历岁首，假借任何名义休假”。甚至命令学校在春节不得停课；这一时段“非有疾病及重要事故，不得请假，违则惩戒”。

　　而实际上，民间每逢旧历年终岁尾，照旧歇业结账，除旧迎新，欢度春节。对于民众迎“新”而又喜“旧”的过年心态，老舍曾在一篇题为《大发议论》的杂文中作了形象的描述：“两个新年，先过国历新年，然后再过‘家历’新年，二者之间隔着那么几十天，恰好藕断丝连，顾此而不失彼”。不过，这对于极欲推行元旦休假，以取代春节休假的国府政令而言，却是典型的“阳奉阴违”。而广大农民，对于国民党党部宣传的“国历”元旦放假之事，不明就里，也不予理睬，他们仍旧重复着自己的生活，依据农历计算节令，安排农时。元旦放不放假，对于他们无甚关系。于是有人用“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来描述这种“二元”历法(郁达夫语)的实际推行状况，还算贴切。

　　民国时期元旦虽然放假，但主要是指机关停止办公，商界停止营业，学生放学停课，但不并意味着民众可以完全休息，因为根据政府规定，必须进行国庆活动。北洋政府时期，相关程序尚较为简单，主要为各机关从元旦起，悬灯结彩并升挂国旗三日，民间举办游艺等活动。到国民政府时期，因各级党部直接组织元旦庆祝活动，内容遂变得丰富，程式也相对复杂。

　　例如1930年12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首都南京的元旦庆祝办法为：(一)12月31日晚举行大规模提灯会，并在公共体育场、鼓楼、新街口、下关燃放焰火；(二)元旦在中央党部举行各界代表庆祝大会；(三)总理陵园、中央党部于元旦日开放一日，任民众参观；(四)在北极阁山上配搭“庆祝新年”四个大型彩色红绿电光字；(五)除党政军各机关于各该机关门口悬灯结彩外，并在中山路分段各扎彩牌一座，其经费由各该机关自任；(六)于元旦日由市政府于适当场所预备游艺会，招待全市民众；(七)在各处装设放音机，播音乐；(八)撰印春联，交警察厅分发各商店住户分别张贴；(九)由警察厅责令各商店及住户在12月31日至次年1月4日悬旗挂灯结彩。

　　再如1934年元旦之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集中本市机关、团体与学校各级党部代表举办庆祝活动，其程序为：(一)振铃开会，(二)主席团就位，(三)唱党歌，(四)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五)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六)静默，(七)主席报告，(八)演说，(九)呼口号，(十)散会。

　　普通民众在元旦的庆祝仪式也被要求规范化。例如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曾拟定元旦家庭庆祝活动程序，包括：(一)肃立，(二)向党旗及国旗及总理遗像行礼，(三)向祖先行礼，(四)家长训话，(五)子女向家长行贺年礼，(六)家长向子女赐赠礼物，(七)欢宴。说明，民间的元旦纪念与庆祝活动，也有赞颂党国，宣传党纲之意。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民国时期，大多数市民在元旦可谓休而不息，或者说实际上是“被休息”。元旦的时令意义越来越被政治意义取代。（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