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之际：残杯冷炙有德色
制图：蔡华伟
今年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1715—1763）诞辰300周年。
如果没有曹雪芹，在面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时，很难想象，我们将处于何等尴尬的境地。而有了曹雪芹，在面对这些世界文学巨匠时，我们则毫无愧色，因为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经典媲美。《红楼梦》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学符号与文化瑰宝。
一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中难以逾越的高峰，首先在于其所折射的民主思想与人文精神。
《红楼梦》诞生之前有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其后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均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就人物的鲜明形象与斐然文采而言，也是各擅其长。但是，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有一个重要标准，在于其所昭示的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阻碍历史潮流。《红楼梦》无疑站在时代前端，而且至今闪烁着明丽的思想光芒。
在人类社会中，女性地位的高低是衡量社会平等与否的试金石；对待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的态度则是检验作者道德思想的试金石。《红楼梦》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不逊色，重要原因便在于其所蕴含的道德高度，即：对人、对处于弱势的女性的尊重。在中国文学的画廊中，贾宝玉的典型意义在于此，《红楼梦》的人文价值也在于此。
曹雪芹的笔是丰饶多彩的，遣之于笔端，即便是同样处于底层的丫鬟也遭际不同而各具特色，这是有着严格的时代背景的。在清代，奴婢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白契，一类属于红契。红契是“经过官府税契登记，钤盖有官府印信的卖身契”；白契是指仅由“买主和卖身人凭中签立，未经官府钤盖印信，未经录入‘奴档’的卖身契”。（《清代奴婢制度》，吴庆远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前者在法律上属于家生子，世代为奴，不可以脱离主家；后者则可以通过赎身而重获自由。袭人就是白契的奴婢，因此敢于对宝玉说要离开贾家的话。
同样是丫鬟，贾母身边的鸳鸯、王夫人身边的金钏儿、玉钏儿以及彩霞这些小姑娘们都是家生子，属于红契奴婢，不可以脱离贾府，到了婚配年龄，由主子指配给身份相当的小厮。而且因为是家生子，主人可以把她们视为玩物而肆意侮辱。贾母的大儿子贾赦看上了鸳鸯，要纳她为妾，逼得鸳鸯赌咒发誓一辈子伺候贾母，最终在贾母故世以后悬梁自尽。更加不幸的是金钏儿，因为和宝玉说了一句调笑的话，最终在井底结束了花朵一样娇嫩的生命。这就是封建制度的戕贼。
文学是人学，塑造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是作家的重要追求，文学又是人类的灵魂，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红楼梦》通过这些女孩子被摧残的青春与苦涩泪水，宣告了封建制度的必然崩溃。由此，曹雪芹便从他的时代超越、升华出来，而《红楼梦》也由此进入永恒。
二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派的小说家对小说的叙述方式进行探索，马原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小说《虚构》中采取了把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嫁接的叙述方法：“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有些评论家说，这是马原向西方小说家学习的结果。比如，在19世纪美国作家马克· 吐温的短篇小说《我从参议员私人秘书的职位上卸任》中，马克·吐温便以秘书的名义出现。但是，马原小说的源头其实还可以沿着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上溯，比如《红楼梦》。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已然解构为作者了。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讲述一块无缘补天的顽石到人间游历的故事。顽石把自己的故事镌刻在石头上，故名《石头记》。空空道人发现以后将其抄录下来，带回人间：“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叙述者在这里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叙述者集团，辅助的叙述者以抄录者、更名者、整理者、评论者的身份出现，甚至转化为作者：“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述者是小说的核心。有何种叙述者便有何种叙述形态。小说的写作者总是尝试对叙述者进行各种各样的解构，试图以此为出发点对小说的艺术形式进行探索与更新。《红楼梦》也是如此。相对西方，它至少提前了一个多世纪。
近年，在我国当下文学作品中，“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呈现一种流行趋势。我们知道，转述语有直接话语、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与自由直接话语。比如，“他沉吟了一会，我明天一定去”，便是自由直接话语。这里的转述语“我明天一定去”之前，既无动词也无转述标记，但是，在转述语中却出现了第一人称。此外，还有一种亚自由直接话语，比如，“他说，我明天一定去。”在主语后面有表示“说”的动词，无转述语标记，却出现了第一人称。
有研究者称，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这类残缺的转述语形式源于西方。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在我国，残缺的转述语在《论语》中已然出现，即使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不乏其例，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六回，贾赦想纳贾母的丫鬟鸳鸯为妾，鸳鸯不同意，但她的哥哥与嫂子认可并劝说鸳鸯，鸳鸯于是到贾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她嫂子又如何说，今儿她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索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究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没有任何过渡，叙述者突然改变身份，从叙述者口吻转变为人物的直接声音。
且不论亚自由直接话语的优长劣短，至少可以说，在技术层面上，《红楼梦》的转述方式与当下小说依然保持着联系，依然为当下的中国小说提供着支持。基于此，研究《红楼梦》就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而且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样式全盘西化，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了——如何通过研究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文学，梳理中国的叙事经验，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三
雍正七年（1729），曹雪芹随家人从南京来到北京，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去世，他在北京生活了34年。这期间，曹雪芹一直处于清贫甚至困窘的状态。后来，迫于生活，他移居北京香山一带的正白旗军营。他的祖上是满洲正白旗包衣，叶落归根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这里，曹雪芹生活困顿，用友人在诗中的表述是“日望西山餐暮霞”“举家食粥酒常赊”。尽管如此，曹雪芹依然穷且益坚而笔耕不辍，花了十年光阴创作《红楼梦》。这样的精神感动了他的诗友，敦诚在《寄怀曹雪芹》中激励他：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文学对曹雪芹而言，是一种生命需要，是一种未加雕琢的真诚与率直，是温暖心灵的幽燏的炬火，文学之魂就应该附着在这样人物的身上，中国文学传统的根就在于此。穷到举家食粥而十年不辍，这样的精神难道不具有现实意义而值得学习吗？“残杯冷炙有德色”，我们应该坚持操守，做有“德色”之人。纪念曹雪芹、研究《红楼梦》，不仅是缅怀先人、颂扬经典，更是为了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为今之文学乃至当代文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支持与动力。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13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