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华：务农幸福指数不是幸福唯一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湖北武汉发布我国首个“农民幸福指数”，经过数据的测算，作为我国人口最大基数的农民，幸福指数为0.5578(1为满值)，属于中等水平。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还显示，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据5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仅从收入上数据上来衡量幸福感，进城务工的农民无论如何也要比在乡下种地的纯农民要高出许多，按说，农民离开乡下进城务工，宽阔的街道马路，满眼的高楼大厦，一个月的最低收入也要超过在老家种一亩地一季子的收获，而且，身居现代化的城市，有比农村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有公园和丰富的夜市文化生活，比偏僻的农村眼界不知开阔了多少，怎么来看农民工的幸福指数都要高于农村务农人员。

　　但实际上问题正出在这里，农民工离开家乡进城务工，收入上虽然普遍远高于在家乡种地，但也仅此而已，常年饱受思乡之苦，除了拼命工作要挣得更多的收入之外，现代城市的繁华，城市市民丰富优越的生活等，不但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给内心留下更多的落差，更加大了内心的压力感，尤其是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见证了社会更多的不公平，更缺乏踏实的安全感，而一些城市在政策规定上的“双重标准”，也让这些处在城市边缘上的农民工有种被歧视的感觉。反而没有在农村务农，虽然收入不多，却能和家人一起过的踏实安宁。

　　尤其是对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种地农民，他们虽然“面朝黄土背朝天”，看似非常辛苦，实际上工作却是完全自主支配，自己既是“老板”又是“员工”，接触不到城市社会的纷繁，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不该有的烦恼。而国家针对农民出台的很多惠农政策，以及普遍实行的村民自治，不仅让种地的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国家的变化和对农民的恩惠，村民自治也让种地农民在村里有了更多、更高话语权，更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价值，综合多种因素来看，种地农民的幸福指数普遍高于城市农民工，既是情理之外，也应该是意料之中。

　　其实这既印证了那句老话：“金钱不是幸福的唯一”，也充分表明了一切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经济收入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但在温饱问题普遍实现之后，人们所追求的的幸福就不仅仅满足于金钱，还有更多个人权利价值的体现。对于城市农民工而言，他们的收入在乡下或让人羡慕，但他们与城市其他群体相比之下的低收入，以及他们漂泊城市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不幸和遭受权利上的诸多不公平，这种苦楚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反过来，没有离开家乡见过“世面”的种地农民，却很懂得“眼不见心不烦”，更珍视“自足常乐”的幸福，正如专家所言，这“一增一减之间，折射中国社会特殊的时代变迁”。

　　毋容讳言，农民工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既是“好事”，但也很不利的一面，这种状况更不能任由持续。“好事”是好在务农农民幸福指数提高，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成为“职业农民”，解决务农农民的“青黄不接”问题，督促地方政府增加对农村基础建设的投入，让农村城镇化之路走得更理性，基层政府为了更进一步提高务农农民的幸福指数，也势必会更加规范的落实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惠农政策，让务农农民享受更多的政策实惠，同时也会保障务农农民各种权利的实现，完善村民自治，涌现出更多实实在在的“幸福村”。

　　很不利的一面是农民工的幸福指数的偏低，会给城市的社会稳定乃至经济健康发展造成很多“障碍”甚至潜在风险，加剧城市社会的矛盾，应该看到，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巨大，所付出的牺牲也更多，他们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各项建设的一支无可替代的主力军，却往往又是游离于城市边缘的一群匆匆过客，收入与付出的极不对等，各种待遇、权利与城市居民的巨大落差，是农民工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的主要原因，更让农民工的幸福指数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因此，政府和社会都应当对这一“幸福指数”保持警醒，相关数据表明，我国现在有农民工2.69亿人，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按青壮年比例来算则更高，这意味着在不到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感到“不幸福”，而这种“不幸福感”又恰恰出自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权利”，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加以重视和扭转，其他人的“幸福指数”可能都会因此受到影响乃至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