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遏人欲而存天理”新解

　　宋志坚

　　与“存天理，灭人欲”相比，在朱熹言语中，知道“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人要少得多，但这确系朱熹所说，出于《孟子集注》。

　　孟子劝齐宣王实行王政，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对曰：“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他说的“同之”，并非“共产”之谓，乃是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对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他说的“共之”，并非“共妻”之谓，乃是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朱熹的“遏人欲而存天理”，就在注释这番对话时说的。

　　朱熹的“遏人欲而存天理”，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天理”与“人欲”并非截然对立。“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这便是“天理”与“人欲”相通之处；其二，“人欲”有“循理而公于天下”和“纵欲而私于一己”之别。能“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即能“与百姓共之”的，则是符合天理的人欲；“纵欲而私于一己者”，把自己的“好勇、好货、好色”建立于损人基础上，则是违逆天理的人欲，为天下人所不容；其三，“遏人欲”与“灭人欲”大有区别，“人欲”需要节制，顺理成章，不然就有“纵欲”之忧；“人欲”当“灭”，乃是“禁欲”主义，则很难使人接受。其四，孟子希望齐宣王与民利害相通，忧乐与共。朱熹赞赏孟子的言说，其所谓“遏人欲而存天理”，首先是对于君主的要求。凡此种种，都与“存天理，灭人欲”大有差别，也都比“存天理，灭人欲”通情达理。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或许过于极端，于是就有人对“天理”与“人欲”作出种种诠释。例如，说“天理”就是孟子说的“性善”，“人欲”就是荀子说的“性恶”，然而，荀子说的“性恶”即“好利”“好色”“好妒”，与朱熹说的“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的“好勇、好货、好色”似乎没有多大出入。也有人说，“人欲”并非人的“正当之欲”，而是人性中的“贪婪、自私、虚伪”，免不了还有动物性甚至“兽性”，那么，说成是“灭兽欲”岂不更为确切？“人欲”，应包括“正当人欲”与“非正当人欲”，饮食男女、衣食住行之类，都是人的正当之欲，每个人都有满足这种正当之欲的权力，当为“天理”。笼统地说“存天理，灭人欲”，怎能不使人视之为“禁欲主义”，并怀疑这种“天理”的实际内涵到底是什么。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确有“误说”之弊，实在不应责怪别人“误解”或“误读”。

　　“存天理，灭人欲”出自《朱子语类》：“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是以此六字来归纳儒家经典以至“圣贤千言万语”的。《朱子语类》系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于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刊行，此时朱熹已去世七十年。尽管其可靠性不及《孟子集注》，但我仍以为，此言未必就是后人杜撰。在《四书集注》中未必能找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六个字来，却也隐约可见其影。

　　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颜渊闻夫子之言，则于天理人欲之际，已判然矣”。此“夫子之言”，即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朱熹说：“非礼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辞。是人心之所以为主，而胜私复礼之机也。”此处的“天理”似已不是能“与百姓共之”的“好勇”“好货”“好色”，而是君臣的名分，儒家的纲纪，即不少论者所谓的“社会伦理”。此处作为“禁止之辞”的“勿”，也离“灭人欲”之“灭”靠近了一步。

　　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还有一句话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此言已将“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天理”之“流行”以“人欲”之“尽”为前提，则与“存天理，灭人欲”没有多大区别了。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权势者而言，“存天理，灭人欲”比“遏人欲而存天理”更合口味。因此，在朱熹及其朱子理学如日中天之后，“存天理，灭人欲”被无限放大，并演变为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而“遏人欲而存天理”则逐步隐退，以至将“遏人欲”与“灭人欲”混为一谈。“理学杀人”，被无限放大了的“存天理，灭人欲”功不可没。一定程度上，也将朱熹及其朱子理学陷于尴尬与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