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试卷虚构机关的年轻人:难捱沉闷工作想跳槽
11月19日，中央民族大学自习室，大部分学生在备战“国考”。本报记者赵迪摄
11月20日，首都经贸大学图书馆，23岁的郭玉娇准备开始复习“国考”要点，她报考了国家税务局的一个职位。她说，虽然“国考”难度很大，但是也有考上的可能，说不定自己就碰上了，周围同学都报考，如果自己不报考，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本报记者赵迪摄
11月24日，首都铁路卫生学校，“国考”首日，考生走进考场。本报记者赵迪摄
11月19日，北京理工大学26岁的研究生陈东杰在宿舍里休息，他刚刚复习了一天的“国考”要点。他的老家在浙江绍兴，今年报考了山西地震局的一个职位。他说，公务员考试是一次练手，如果真的考上，他应该也会放弃，因为自己并不喜欢山西，最后还是会回到家乡。本报记者赵迪摄
“你们说的小邹是谁？好像挺火的样子。”
过去的一周里，许多人在谈论一个名叫小邹的年轻人。没人见过他，但问问机关里的年轻人，不止一个说和他似曾相识。
小邹今年27岁，已经在机关里工作4年多了。别人羡慕他可以吃一辈子“皇粮”，他却受不了沉闷的工作想跳槽。
现实中没有小邹。他其实只是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考题里，虚拟的一个人物。不过，现实中有小张、小王、小李……这些在机关里被习惯性地称为“小×”的年轻人，他们中有许多正经历和小邹相似的迷茫。
要不要放弃体制内的“永久的安全”，到更广阔的世界寻找“可能的发展机会”？这是小邹的烦恼。对于考卷外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焦虑的是如何进入体制里。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看完这段材料，居然还挺感动，做完题还特意再看了一遍。”一名考生说。
另一个考生因为“感慨良多”，材料看得太久，最后题都没有答完。
如今，“国考”已经结束一周了，仍有人在网上打听：小邹到底是谁？
参加今年考试的一个女生说：“小邹是我的目标。”论坛里的网友说，小邹才是今年“国考的主角”。已经在公务员系统里工作几年的一个年轻人还没听完他的故事，就打断说：“我就是这个样儿。”
“真想跟你说，别考了。你要想知道4年以后什么样子，看看我吧”
在通往机关的考卷上，小邹的故事价值20分。考场里的年轻人要设计一份调查问卷，了解小邹的工作情况和心理、思想状态。
按照考卷上的材料推测，5年前，应届毕业生小邹也曾坐在考场里。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这些年轻人，在考卷上分析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指点“解决粮食问题的对策”。
小邹成了北方某城市机关大院里的一名公务员。这够让机关大门外的年轻人羡慕了，但在命题人的描述中，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工作清闲、缺乏激情，提前过上50岁人的生活。如今，还房贷要钱，未来结婚要钱，养孩子要钱，可工作4年他的月薪只有2800元。
“我怎么觉得出题的人有些‘腹黑’，希望通过小邹的材料，告诉我们这些想进入体制的人，围墙里面的日子也不好过。”看完考题，有人这么揣测。
小邹正考虑离开体制的时候，考卷外，至少上百万名年轻人渴望像他一样，进入机关的大门。24岁的山东女孩小管，第二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了。父母打电话时总不忘问一句：“复习得怎么样了？”他们鼓励小管，考上了有奖，然后又用别人家的孩子鞭策她：“你看那个谁，不好好学习，现在只能在私企里上班，多累啊！”
公务员意味着稳定，更重要的，对小管来说，“这是唯一能靠自己努力解决户口的机会”。大四时，宿舍里7个女孩，5个都在考公务员。如今，还在坚持的只剩下她一个。“我不求做到司局级，只要进去就稳定了，父母就放心了。”小管说。
28岁的小陈更加执着，她连续6年参加公务员考试。今年“国考”刚结束时，这个围城外的女孩和围城里的小邹同样成为网络上的讨论热点。有人说小陈走火入魔，讽刺她是新时期的“女范进”；也有人表示理解，“那么多人想当公务员，还是说明里面有好处”。
不管别人怎么看，小陈坚信，只要考上公务员，一切都会不一样，生活会变得顺风顺水，甚至，“找对象也顺利多了”。
“万一这次成绩不是特别理想，还会考吗?”记者问。
“考啊！都已经这样了，坚持到最后吧。”她说。
今年报名参加“国考”的人数为152万。不过，临考试前，其中的40多万人放弃了—这是近三年弃考人数最高的一次。小管注意到，自己的考场里就有两三个空位，“那些一直在考的人，了解到公务员真实的待遇，可能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考下去”。
复旦大学光华BBS的公务员版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闹。往年，这正是大家对答案、晒分数的时候。“这就对了。年轻人应该去企业里创造财富，窝在机关里，大多数人就这样窝完了。”一位已经毕业的校友说。在他印象里，2000年前后，一心考公务员的应届生并不算太多，老师鼓励半天，最后也没几个，据说学校还包了辆车送他们去考场。那时年轻人流行的选择是去外企。
29岁的小魏也劝自己的师弟师妹，如果有其他机会，尽量别当公务员。今年中秋，他坐高铁回家，在车厢连接处遇到一个捧着辅导书复习的小伙子。
“你考公务员？”小魏搭讪说。
“是啊，你也考吗？”年轻人问他。
“我不考，真想跟你说，别考了。”小魏给他泼了盆冷水，“你要想知道几年以后什么样子，看看我吧。”
5年前，小魏和小邹一样参加了那场竞争激烈的考试。那时，他已经在市属事业单位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走进办公室，他突然意识到，30年后的自己，还是每天来到这个办公室，就像那些老同事一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退休，“那种感觉太恐怖了！”
小魏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他报考了中央机关的职位，走进了部委大院。现在，他不仅知道自己30年后的样子，连“50年后什么样子都知道了”。
后来他才得知，自己是去顶替机关里刚退休的一位老同志。
“在坐的都是平民子弟，这是国家给的机会”
不管命题人怎样描述，在外人眼中，机关里的小邹已经过上了“很顺”的生活。他吃着“皇粮”，拥有不错的社会地位。就算有烦恼，那也是“幸福的烦恼”，一个想要进入机关大院的考生这么说。
按照一位领导的说法，令人羡慕的稳定和地位，都是“国家给的”。研究生毕业的小李接受入职培训时听到过这句话：“你们在坐的都是平民子弟，通过选拔进来，这是国家给的机会。”
和小邹的经历相似，小李也在2009年成为一名公务员。工薪阶层的父母得知儿子被某部委录取，十分惊讶，考这个没有关系也能行？
“我没有任何背景，不是‘高富帅’，现在的一切都是职位赐予我的。”小李挺满足地说，“我一个平民子弟，每天接触的都是高层，做的事老百姓看得到，这样的起点非常高。”
刚上班那两年，小李的确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在单位里，要出台涉及该领域的新政策规定时，他常会参与到文件起草的过程中。在新闻网站的头条位置，小李经常能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那时他感到了“一个小小的公务员的自豪”。
入职时，小李的处长曾把几个年轻人叫到办公室里，讲了几句话：“我们做每一项工作，推动每一项政策，要有一个出发点。我们的原则在哪？我们是在为祖国……”
“为祖国”，这三个字就像“平民子弟”一样，让小李浑身一激灵。小学毕业后，他已经很久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从他嘴里说出来，感觉这工作真有点神圣。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服务对象是国家，而不是一小群人。”小李至今都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不过，神圣感和自豪感有时还是会败给现实。工作快5年了，这个别人眼中的“中央领导”月收入只有4700元，每月房租就要花掉3000元。现在，同学结婚他不去，因为给不起礼金，就算是普通的同学聚会，也得先问清谁掏钱再决定要不要去。
即使比小邹等人早工作一年的北京公务员“家木”，月薪也没有超过5000元。“这个数字在北京养家真是太难了。而且，我们已经无力向自己的同学解释自己的收入，压根没人相信我们挣得少。”同学知道他的薪水后，会立马补上一句：“但是你们福利高啊。”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他们机关端午节不发粽子、中秋节不发月饼、立冬食堂连顿饺子也没有。
“基层公务员现在到底面临怎样的生活现状，社会大众到底有多少真正了解和理解基层公务员的生活？”今年“国考”前几天，“家木”把自己的苦闷发表在网上。
很多人对这个年轻公务员的吐槽并不买账。“公务员的福利待遇比不上垄断央企，比大多数人好很多。”“嫌低别干啊。”“别忽悠人，那你为什么去做公务员？”
不过，就算收入不高，在体制外的人眼中，公务员还是代表着某种不同。同学聚会时，有人夸张地说：“你们知道吗，那个陈××，人家现在可是‘陈科’！”春节回老家，父母问副科级待遇都没解决的女儿：“什么时候能升官？”一辈子待在农村的老人不知道公务员到底是干什么的，“比研究生还好吗？”
而且，机关里的男青年在相亲市场上很吃香。上海公务员系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郊区那些攥着大把拆迁款的女方家庭，可愿意招个机关女婿了：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多高啊，挣得少没事，咱女方有房子！
“有时我在想，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进入机关大院工作几年后，小邹觉得自己正“逐渐被体制化”。
他的体型、心理，甚至连血压、血脂都在与周围的同事趋同。作为单位里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只不过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完成‘规定动作"，4年来天天如此，没什么波澜。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50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国考试卷上，他“思考着，一字一顿地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小邹也想改变自己的工作状态。他尝试提前完成自己的任务，别人的活只要自己熟悉的也会帮把手。可他的改变却让周围的同事很不适应。有人认为他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
某种程度上，小邹在考题里的工作环境，就是许多机关的现实。不要轻易改变现状，似乎是机关里生存的一个规则。除此之外，这些年轻公务员还遭遇过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在办公室午休时看昆德拉的小说，会被认为“不食人间烟火”；“整天摇头晃脑”会被视为“无法和其他同志相处”；同事之间私下可以关系好，但上班期间“不许乱串办公室”，因为晋升时会有人四处打听情报。
本来，小邹“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是希望“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但遭遇到的尴尬，让他意识到自己追求的节奏与机关的节奏有些不搭调。小邹梦想能有所改变，最后，他走进了心理诊所。
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他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否合乎常理。可要向心理医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这位当年大学校园里的校报写手竟然发现自己无从谈起，“或许是事情太多，没办法很完整地表述清楚”。
在某市党委机关工作十多年的王处长眼中，小邹的迷茫没什么稀奇。年轻人不适应机关的话语色彩、不习惯机关作风、不认同机关的做法，说白了，是不了解机关，“这是融入的困惑、浅层的抗拒。”36岁的他这样说。
当年，刚毕业的小王也花了两三年时间，才让自己真正融入机关。他也曾不习惯“党有危难时你能不能陪它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这种话，不明白为什么要“闭上嘴，多干事”，也曾因坚持自己的意见和领导发生冲突。如今，他会很顺理成章地说，“机关就是论资排辈”，“机关就是围着领导转”。
小邹的困惑，王处长能理解，“我也一样有，但我能克制，仅此而已”。
当王处长还是小王时，也考虑过离开体制。如今，他熬到了副处级，不再考虑走的事情。“为什么留在体制内？我经常也想这个事。有人说在机关工作，5年以内想走必须走，不然会逐步消减你的竞争力，确实有这个原因。而且，生活形成稳定状态后，任何人想要打破，都会十分谨慎。”
现在，机关里新来的年轻人也要面对他曾经面对的问题。王处长参加过好几次部门面试，“和领导意见不统一怎么办”是一道常被问起的题，大多数年轻人都会回答：“充分解释后，执行领导的意见。”
但在现实中，王处长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只能做到前半句。
比如说吧，一件事到底要不要干？处长说“可以干”，到了局长那儿权衡一下“不宜干”，最后部长拍板说“还是要干”。“来来回回，写稿的年轻人就该‘毛’了，他很有血气、有秉性啊，吭哧吭哧写了篇稿子还改来改去，最后急了，‘你玩我啊’。”王处长见过这样的年轻人，机关里把他们划到“不听招呼”的群体里。
在部委工作的小李，就属于这种容易“急”的年轻人。“看到问题我也想改啊。可领导就是希望我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想法、我的见解，说出来都会给自己惹麻烦。”最后，小李只能硬着头皮干。
“我愿意做一个螺丝钉，但螺丝钉是不是在一辆很好的车上，朝一个很好的方向在走呢？”小李不敢确定。单位里的老同事常喜欢说“一步一步来、慢慢推”，可他羡慕私企里的朋友，他们的想法很快就能得到实现。
“在体制里，一个人能发挥的作用太小了。”这个想干大事的年轻人有点沮丧地说。
“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既然大多数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年前，小邹终于动了离开机关的念头。可那时，他在郊区买的房刚还了一年贷款，马上又要和女朋友结婚，他需要的是稳定。
如果继续留在机关里，工资虽然不高，但也会涨。只要不犯错，再加上一点运气，35岁之前还能升职。“用永久的安全换取仅仅是可能的发展机会？”小邹不敢拿两个人的未来当儿戏。
小邹的女朋友不这样看。她问小邹：“每月就这点死工资，觉得值吗？”这时，小邹撇撇嘴，不再言语。他安慰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既然大多数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实中，公务员小蒋也被问过这个问题。一天，小蒋老婆和她的大学同学在电话聊起年终奖。放下电话，她扭头对小蒋说：“如果当年你也出去，那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穷酸相了。”
毕业后，小蒋一直在四川某县委宣传部工作。他曾是班里带头大哥式的人物，几年过去，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兄弟，出去打工后都发达了，只有小蒋还是老样子。工作7年，如今他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100元。
老婆的话让小蒋挺受刺激。要不辞职吧，可转念一想，他又没有勇气。“出去了究竟能做啥？靠啥技能养家挣钱？专业都丢了几年了。如果我也有爹拼、可以啃啃老，也有可能去闯一把。可惜我没有，还得养家呢，一想这些，不敢出去了。”
他也像小邹一样安慰自己：“我们工资不多，但买房至少还可以享受公积金贷款。那些老百姓收入更低，也享受不到政策。”不过，他实在不明白中央机关的同龄人还有什么可迷茫的，“他们每个月工资能到3500吧？”
部委大院里的公务员小李确实比小蒋挣得多，可他并不想一辈子待在机关里。“每天老老实实上班，一直到退休，然后去老干局报到……想想挺可怕，人生这么短，只有一种经验太可惜了。”
父母无法理解小李的苦闷，老老实实上班、每天拿工资一直到退休不是挺好吗？“他们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人生了，但咱们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人生啊！”小李叹了口气。
不仅是机关里的男青年，常被认为重视家庭生活的女同志也会考虑离开体制。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的小陈好几次考虑过辞职。可别人问她想去什么地方时，她停顿了一下，有点颓丧地说：“你不应该问我想去什么地方，你应该问我还能去什么地方。除了会打字、会写文章、会组织会议、会安排座位、会跟领导打招呼外，我现在什么也不会。”
“体制就是围城，一旦进来就会被束缚、固化，甚至思维都会非常体制内，有一天想走的时候，已经不适合了，那还是在貌似安全、貌似温暖的体制里呆着吧。”小陈说，目前她不打算走了，怎么着也得生完孩子、享受体制最后的福利再说。
当年，小邹和其他的“小×”们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小陈参加了上海市地方公务员招聘。为了和男朋友在一起，新闻系毕业的她放弃了家乡都市报的工作，留在上海，在办公室里写“八股文”。一次，她在单位举办的活动上，遇到了当记者的大学同学。
“多多支持咱们局的事啊。”小陈老练地说。
“多给我们提供线索啊。”同学也挺客气。
小陈后来感慨：“那真是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是个挺危险的信号，毕竟国家的治理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
纠结了一年多，小邹还留在机关里。现实中，想要体验不一样人生的小李也没有离开，他马上要当爸爸了，这个时候需要体制内的稳定。
但小李的一个女同事已经忍受不了。机关工作压力大、收入低、职位又上不去。父母在北京给她买了房子，她打算如果涨到10万元一平方米，就卖了房子，辞了工作，回没有雾霾的老家去。
按照一个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观察，她身边那些留在体制里的“80后”，主要是两种人：一种家在北京，什么都不愁，工作让父母满意，经济上还能得到支持；另一种家在外地，工作几年还在租房。
这个年过30的北京女孩问过外地来的同事：“你们也挺年轻的，为什么要当公务员呢？”他们说，老家人觉得能在这里当个“京官”，是件很荣耀的事情。
就算留在机关里，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状态也并不满意。2009年，当小邹和小魏、小李等人成为一名公务员，梦想着开启不一样的人生时，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学生刚完成他的硕士论文。这个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通过收集202个上海40岁以下公务员的调查问卷后发现，他们的“工作投入”并不理想，特别是26-30岁之间、工作4-6年的公务员，这个群体的职业满意度和工作投入最低。论文中这样分析，这个年龄段正处于适婚年龄，要面临婚恋、购房、装修、生育等实际问题。
“对国家来说，这其实是个挺危险的信号。毕竟国家的治理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都不热爱，怎么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呢？”一名地方公务员说，她也承认，自己的重心早就不在工作里，而是放在家庭上，“现在就是混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中，越认为自己从事公务员这份工作是服务公众的，就越容易获得职业满足感。遗憾的是，在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如果这份工作不能满足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我情愿不做”。
小邹的故事在网上流传后，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他的遭遇。“有没有发现，材料没说小邹这个公务员怎么想着为人民服务、当好公仆，光想着自己怎么样，还心理缺陷了。”考生们在“公务员”贴吧里交流答题经验时，一个人突然这么说。
今年“国考”之前半个月，年近六旬的网友李志友写了封公开信，给那些爱在网上发牢骚的基层公务员，劝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不要太高，正确对待自己。在信中，他写道：“你们对现状的不满，不过是与那些实权在握者相比……如果你们俯下身来看看每月只有一两千元的企业职工……你们就是幸运儿啦！你们就知道自己的价值啦！如果你们身在官场，志在为民，就应该与百姓站在一边，成为反腐败的力量，成为反权贵的中坚！”
这封信在网上被多次转载。“心中尤感愧疚。为民之公仆，未知公仆二字之意。”一位网友说。最近，李志友又回应了网友“家木”的文章，他再次说，年轻人不要将自己定位得太高、对生活的要求太高。
“年轻人想从公务员岗位里得到什么，一定要想清楚。”过来人王处长说，“这看似废话，但对很多年轻人都是问题。公务员真正是什么？如果在地方党政机关，那就是对整个城市的责任，是责任的问题。”
面试时，很多年轻人都被问过为什么要当公务员。为了获得这份工作，小陈曾经违心地说，性格适合。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挺后悔，“人生第一份求职，还是应该按自己的形状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把自己往想要的工作上改变。”
“这就是一份工作，只是我在为国家打工”
小邹纠结要不要离开围城时，在上海某街道当了6年公务员的小常向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
“机关的辉煌往往在40到50岁，我不想再等10年，所以选择现在离开。”28岁的他说。和小邹一样，小常也担心在体制里呆久了，丧失职业竞争力。不过，在4个月的求职过程里，他还是拿到了4个offer。
机关的6年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浪费，小常觉得，自己写作、待人接物的能力，都比公司里的同事强很多。而这段求职经历，也让他了解了很多“在机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了解的内容”。
辞职报告的最后，小常这样写道：“无论今后从事哪个工作，担任哪个职位，都会记得自己曾经是一名党和国家培养的机关干部。”
“或许这句话很虚，但其实是公务员最应该保留在心底的部分。”他说。
和小邹同年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小丘，工作快5年了，仍然对机关充满好奇心。在海关工作的她，经常会被朋友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能不能找你带东西进来？”“这个还真是帮不到你。”
“我的邮包被扣了，能不能帮我问问？”“我问问看卡在哪里，不过多半不是在我们这儿。”
“海关扣的东西是不是都发给你们啦？”“你看看这个公告，我们不能拿的。”
成为一名公务员后，小丘懂得了系统内的无奈，仍能理解系统外的愤怒。她也会接到一些公民打错的电话，向她咨询海关的具体业务。小丘在综合岗位并不了解这些，就建议对方拨打机关热线。电话那边火了：“你是海关的你怎么不知道？！你把我推来推去是吧，我跑错了都赖你！”
“我很尴尬，但我真的回答不了。”她说，“我以后想多做点对外宣传的工作，用大家理解的方式，破除人们对机关的神秘感。”
事实上，劝别人不要考公务员的小魏，也没有离开机关。为了给平淡的生活加点作料，下班后，他常去外面的排练房打鼓、组摇滚乐队。这件事他没告诉同事，也没有向乐队里的同伴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别人问起来，他只是说自己“在公司打工”。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恭维地说“从政了从政了”时，这个曾经因为考上公务员而自满的年轻人，会立马纠正对方：“这就是一份工作，只是我在为国家打工。”
在小邹、小魏、小×身后，还有上百万等着挤进机关大门的年轻人。记者询问参加今年“国考”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什么要考公务员时，她的回答是：“公务员工作比较稳定，具有比较长远的发展。”
“什么是长远的发展？”
“因为公务员可以工作一辈子啊，当然长远了。”22岁的她说得理所当然，“如果可以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当然是想着干一辈子啊。我认为理想的工作就是稳定，有保障。”
“还是太天真！”一个和考题里的小邹一样27岁、在机关里工作了4年多的年轻公务员，听了记者的转述后，轻轻笑了出来，“等她工作几年就不会这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