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红旗文稿》刊发 王水平：中国开放进入4.0时代

　　7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红旗文稿》2015年第13期刊发了江西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水平理论研究成果：中国开放进入4.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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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进入4.0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改革不断深化，开放逐步扩大，开放与改革始终相伴相随、相辅相成，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高速度持续发展。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在经历三个明显的历史阶段后，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们称之为“中国开放4.0时代”。

　　一、中国开放从1.0时代到4.0时代

　　1、开放1.0：1978年至1991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是以试点先行为特征的开放探索期，重点解决我国如何打开国门向世界开放的问题

　　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政策；1980年5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窗口”，并给予外资和港澳台资本投资以“两免三减”等优惠政策；之后几年，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展开，到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较为完整的沿海开放地带。开放1.0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样板和经验。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其中逆差11.4亿美元），世界排名第32位，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只有0.79%；到1991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357亿美元，其中出口719.1亿美元，进口637.91亿美元，顺差81.2亿美元。1983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分别只有22.6亿美元、9.2亿美元；1991年，分别达到115.54亿美元、43.66亿美元，有效解决了改革开放之初较为严峻的“双缺口”问题。

　　2、开放2.0：1992年至2000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引，是以政策引导为特征的开放扩大期，重点解决要不要继续扩大开放的问题

　　这一阶段，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我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基本形成了沿海、沿江、沿线、沿边、内地的全方位区域开放格局，开放重点逐步从区域开放转向产业开放。在外资政策方面，制定并颁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低税收政策，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外贸政策方面，继续放开外贸经营权，实行承包责任制，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完善有利于出口的信贷制度。从1992年到2001年1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8万多亿元，达10.96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702亿元，是1979至1991年间的15倍。200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额是1992年的3倍，达到5096.5亿美元，世界贸易排名升至第六位。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实现了由农产品和原材料为主，到以轻纺加工产品为主，再到机电产品出口为主的转变。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迅速发展，跻身国际工程承包世界十强。

　　3、开放3.0：2001年至2012年，以加入世贸组织（WTO）为标志，是以体制性开放为特征的开放加速期，重点解决进一步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2001年12月1日，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通过清理、修订和颁布与涉外经济、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法规，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WTO规则的统一、透明的法律体系。特别是2004年4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外贸法》，将实行50年之久的外贸权审批制改为登记制。服务业对外开放成为重点领域，在地域、数量、经营范围、股权等方面扩大了开放。这一阶段是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不仅顺利度过WTO过渡期，而且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3年，我国GDP达到9.18万亿美元，从2010年开始连续4年列世界第二位；201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21万亿美元，进口额1.9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外汇储备3.84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外金融净资产1.97万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债权国；利用外资总额1239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利用外资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78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4、开放4.0：从2013年开始，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为动力，是以主动布局为特征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升级期，重点解决如何从被动到顺应再到主动转变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方位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出一系列战略构想，标志性的有：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2015年3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3年10月，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2014年11月，提出“亚洲互联互通”的战略设想，并宣布我国出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同时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设想等等。我国实施的一系列开放创举取得了明显成效。2014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96亿美元，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60亿美元，双向投资格局基本形成。“一带一路”战略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已有50多个沿线国家与我国磋商或研究谋划、落实相关项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2015年4月15日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成员遍及五大洲。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巴基斯坦，确定中巴经济走廊为“一带一路”建设旗舰项目。

　　从开放1.0到开放4.0，与深化改革相伴而行，经过这四轮大开放，我国在全球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开始只是距离世界舞台中心很远的一名“观众”，后来走上舞台成为“配角”，而如今不仅成为备受瞩目的“主角”之一，还逐步成为世界舞台的搭建者。

　　二、中国开放4.0战略应时而生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正酝酿着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美欧等发达国家试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形成新一代更高标准、更高规格的投资贸易规则，挤压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空间，规则之争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试图对我国实施经济、政治围堵，我国发展的战略空间面临风险，单一的经济战略难以化解当前的战略困局。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和期待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给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带来复杂影响。

　　从国内看，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新常态。长期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在弱化，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以“引进来”和出口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压力增大。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急需新一轮大开放来倒逼深层次改革。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吸收外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面对机遇与挑战，我国对外开放已经到了必须打造开放升级版、同时又具备升级条件的重要窗口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提出一系列开创性的开放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描绘出我国新一轮大开放的战略蓝图，将我国对外开放推进到4.0时代。

　　三、中国开放4.0的战略布局

　　中国开放4.0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主线，以主动参与或主导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主动参与或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治理体系建设为突破口，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内在支撑，以国家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为外向支撑的大国开放战略。

　　中国开放4.0的核心特征是：坚持主动布局，坚持以我为主，立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向全球大开放。以经贸关系和地缘关系紧密度为依据，中国开放4.0在布局上可分为三大战略圈层，形成“三环相扣”：一是以周边国家为核心的战略核心圈，主要包括巴基斯坦、俄罗斯、东盟10国、中亚5国、韩国、印度、日本等；二是以非核心圈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轴的战略紧密圈，辐射至整个非洲、中东欧、南美、南太平洋地区；三是以欧洲经济圈为中心的战略延展圈，并适度延伸至北美地区。

　　考虑到我国综合实力的变化，中国开放4.0可安排三个阶段性任务。一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经济圈基本建立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我国在沿线重点国家的战略性港口布局初步实现；中巴经济走廊等旗舰项目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取得实质性突破；推动优势产业、富余产能、金融资本“走出去”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到2035年我国由经济大国成为经济强国，经济总量稳步扩大，发展质量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大幅上升，成为亚洲地区的中心国家；以我为主推动形成更加紧密、趋向一体化的亚洲经贸圈。三是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由经济强国成为综合强国，由区域性强国成为世界性强国，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主导世界秩序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力量之一。

　　四、中国开放4.0的重点内容

　　1、主动开拓为我所用、安全畅通的全球开放通道

　　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跨境流通效率。一是建立交通国际大通道。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二是建立能源国际大通道。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三是建立信息国际大通道。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

　　2、主动构筑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相得益彰的投资贸易格局

　　顺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动趋势，主动布局面向全球的贸易网络、投资网络、生产网络，打造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一是在“引进来”方面充分利用吸收全球创新资源和高级生产要素，推动中国产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二是在“走出去”方面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投资合作、产能合作，推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优势产业和富余产能加快走出国门，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同时稳步推动中国发展理念、标准、规则和文化等要素协同“走出去”。三是着力培育一批中国本土跨国公司，提升“走出去”能力。四是打造一批“引进来”与“走出去”相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如建设自由贸易区、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

　　3、主动搭建多元、多样、多领域的全球合作平台

　　多元，就是合作对象全面，包括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亚太国家、洲际区域合作等；多样，就是合作形式多样，包括区域与次区域、双边与多边、“南北”与“南南”合作；多领域，就是合作领域宽泛，覆盖投资、贸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文化等。一是统筹协调，加强国内区域合作。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形成我国东、中、西通力合作、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二是经略周边，加强国际次区域合作。务实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图们江国际次区域合作、中亚国际次区域合作、中越“两廊一圈”国际次区域合作等，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合作格局。三是合纵连横，加强全球区域合作。积极主导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国际区域合作组织，推动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4、主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

　　形成有利于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为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赢得制度优势。一是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完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二是建立促进“走出去”的新体制。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完善境外投资规划体系，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三是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实施质量效益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四是建设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强开放型经济法治建设，大力培育开放主体，优化市场竞争环境，保证各类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增强各类企业长期投资中国的信心。

　　5、主动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主张、制定中国方案

　　采取更有作为的治理策略，既反对超级大国一极独霸全球，又防止中国过早成为两极对垒的一方，最好是形成中国、美国、欧盟等“多极演义”的全球治理格局。一是在全球治理上，倡导民主平等、权责统一、合作共赢的治理原则，努力推进“全球治理民主化”。二是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制定，特别是提升在中美投资贸易协定谈判中的话语权、主导权，不断强化“中国按照规则办事”的负责任大国新形象。三是推动现存国际制度改革。比如扩大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G20、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决策权。四是创建中国主导的新治理机制。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等。五是在气候变化、电子商务、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贸易金融体系改革、发展合作等全球性议题上提出中国方案。

　　为了支撑我国实施开放4.0战略，在角色定位上应实现“四个转变”：从被动向主动转变，从外围向中心转变，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从大国向强国转变。在目标追求上努力建设“五个强国”。一是建设人才强国，“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更好发挥人才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二是建设创新强国，以开放创新增大未来发展的选择空间。三是实现制造强国，抢占智能生产的制高点。四是实现金融强国，提升全球资本配置能力。五是实现文化强国，用中国价值观塑造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逐渐将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感召力、影响力和塑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