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丁乔：这个社会真的有病吗？

　　近年来，全国各地引发的道德滑坡现象让我们重新对道德引起了讨论，应该说道德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我们整个民族发展的重点，也是自古以来不论是圣贤还是老百姓关注的焦点。

　　出自《孟子·公孙丑下》中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意在说明有正义和仁义的人才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而违背道义和仁义的人，必将陷入孤立无援之地。而在官场上，北宋时期著名的包拯，以清正廉洁流传后世，世代传颂，可以说是给我们当前的政坛树立了正面形象。

　　然而这些被古人称颂的道德，放佛在我们今天，在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社会，荡然无存了。以倒地老人扶不扶为例，我们普遍认为扶老人是理所应当，且义不容辞之举。但是又有人说，关于扶不扶，的确不好说，因为社会也出现过故意碰瓷的现象，担心倒地老人是故意讹诈。本是无关己要之事，却因扶了一把，就要因为道不清楚说不明白而白白赔上医药费、精神费等费用，你说，这是何苦？

　　我在2012年参加公务员面试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老人从你身边走过突然跌倒了，你怎么办？”这个如此简单的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会犹豫起来。恰如我们今天社会遇到的现实问题一样，扶，还是不扶？如果在面试上，从深入解读、全面分析、有的放矢的角度来回答这道问题，那就够繁缛的了；但是该问题的考察点不在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如何高超，考的仅仅是一个人的良知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在这方面，我们不需要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文化，也不需要思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的担忧，只需要表现出一个人最初的本性——良知即可。

　　在中国，人之初性本善，却因为生长环境犹如一个大染缸，在成长的历程中也被染了了色，变了样，有的变得急于功利，有的变得孤芳自赏。在西方国家，人们普遍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的一生都是一个赎罪的过程，因此凡事都需要向神请示，做错了事情要向神请求宽恕。中西方文化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对于良知的追求，对社会责任价值的追求，这是亘古不变的。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的素质也曾大笔批判过，说中国人在国外大抵都是不懂礼貌，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不文明现象就像山寨大国一样的帽子被扣在中国人头上。从我们身边周遭的一切，不少中国人也开始质疑，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是啊，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如果不是中国呈现出大步迈进的发展势头，我也认为我们的精神层面的的确确出现了不小的漏洞，但是我敢肯定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没病，我们也没病。

　　根据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原理的论述，我们首先应当解决的是吃的问题，只有吃的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精神层面的追求。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经济基础不但是政治、社会、政治等的基础，同时也是我们精神追求的基础。

　　我们国家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又面临了诸多坎坷和艰难险阻，最终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走出积贫积弱局面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发展崛起时期只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这对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崛起之国。

　　之前，中国的现状决定了以沿海带内陆、以先富带后富、以城市带农村的改革发展思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先崛起来的地方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的精神追求与后崛起和后富起来的人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当然，也不是说，穷就没素质，穷就没道德，如果这样说就完全曲解了我的本意。“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也是从古至今普遍适用的真理，只是他们在各自的精神层面的追求上存在差异，就如富有则富有兼济天下之责，穷则善其身一样的道理。

　　所以，不论穷与富、不论知识分子还是白丁、无论高官还是清道夫，他们都有自己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需要，如果真要说我们这个社会有病，那也是一阵感冒，如果说我们有病，那么也是极少一部分人错误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造成的。

　　我们这个社会是在始终进步的社会，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发展还是生态文明建设，都在向好的方向前进，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也越来越受瞩目。近日，欧洲一些国家也着手准备加入亚投行，欧洲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迫使欧洲国家四处寻找复苏之路，连我们疯狂购买马桶盖的日本也在考虑加入亚投行，有人问，中国人在崇拜什么。我认为这不是崇拜什么的问题，只是我们当前存在的巨大的消费需求和盲目的消费心理之间矛盾，当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当我们真正有一天把山寨大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时候，这种病态的消费观念就会彻底消失。

　　正如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现状一样，中国人的精神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日臻完善，当前问题仅仅是表象，并非道德的整体滑坡，只是源于媒体的放大和社会共鸣产生交叉效应，人与经济同步发展是毫无疑问的，但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群体认知偏差是我们当前社会问题的本质。我相信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社会的公众，只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