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解读李克强式简政放权:撒开效率骏马 套上公平辔头

　　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有一位低调的总理，一位信奉减法的总理。

　　他正在努力减少政府——这只庞大的有形之手的枝枝蔓蔓。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政府也许是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组织，而李克强要做的，就是逐渐把许多事情的决定权让渡给市场。

　　他所主张和奉行的观点，大多符合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贴近常识的事做起来，总是令人觉得低调。

　　只有低调的人才能执行这样一项庞大的减法事业，“简政放权”的每一刀，都意味着一些审批，以及审批带来的红利随之消失，意味着新的企业注册、小企业做大、更活泼和有创造力的公司出现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个性格坚毅的减法总理顶住放缓经济增长率的压力，忍住利用落后产能刺激经济的虚假繁荣诱惑，推动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这种转变，很可能是错过就不再的大好机会。

　　李克强近期读过的书之一是《乔布斯传》。这本书讲述的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是一个极简主义的痴迷信徒，他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做减法，将产品中所有冗余的成分剔除。

　　与乔布斯相似，李克强反感无意义的冗余。这名国务院总理决定对中国的大政府传统出手，做一次漂亮的减法。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中国总理第一次如此清晰、明确地在自己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之后，呼唤“依靠”市场。

　　3月19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一条新闻稿当中，重点引述了李克强的一句原话：“我们必须充分依靠市场力量、激发社会创造的潜力。”

　　这条新闻稿的来源不是《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而是中国政府网的直接发布，其中颇有意味。

　　有形手正在主动地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市场”这只无形手。它主动回归到自己能做好的领域——任市场发挥作用的同时，通过社会福利改革和保障房等措施，保证社会公平不被损害。

　　李克强把这套减法的执行描绘得非常清晰：

　　他说在过去一年中，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实现经济指标的主动力是改革，而简政放权是改革的“先手棋”，今年要“再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事实上，过去一年里，这些减法的效果已经显现。在放松了对新公司注册的限制后，2013年，新注册企业增加了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

　　和历史上各国简政放权的改革类似，有形手推行的放权，都会带来本系统内部的不解和阵痛。李克强接下来的一句话近似对有形手的一剂预防针：“希望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那样做得不偿失。”

　　态度坚定，而语重心长。这位刚刚完成了自己一年任期的共和国总理，就像一位手执剪刀的园艺师，对着大政府树的枝枝蔓蔓修剪下去。

　　所不同的是，这棵树意味的是至少708万公务员，也许还意味着5300万上下的实际财政供养人数。

　　每一剪刀都会痛，每一次减法，都意味着一些人丧失审批的权力以及因此获得的红利。

　　李克强今年特别提到了在大庙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时，给社员开逃春荒证明。《博客天下》记者在凤阳、滁州、合肥等地采访了多位李克强的同事、同学、老师和领导，共识是当年的李克强就是一位有文化、又能冲锋在前的优秀年轻干部。

　　这位既努力抓生产，也不得不给社员开出逃荒证明的昔日大队干部心中，可能埋下对改革和增加经济活力的向往，他后来从法学改向经济学研究。

　　这位共和国第一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对逃荒的经历细微描绘，乃是对全国的一次认真表示：我们(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

　　见证减法

　　青年时代的李克强见证了那种令人目瞪口呆的无力感：原来不是只要我们好好管，就能让大家富起来。

　　3月19日的李克强简政放权的讲话精神，早在两会期间就已经表现了出来。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向东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经提到总理自始至终参加起草，要求“做不到的不要写”，直接给政府工作报告执行了一个减法。

　　媒体还注意到，报告中没有提到“管控房价”这样的目标。与直接提及市场房价相比，李克强和他的政府更重视制定规范有效的安置房政策。他准确地把握着平衡，市场有市场的效率，政府则在市场之外寻求公平之道。

　　李克强在两会上现身说法，提出“改革确实是最大的红利”。在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上，他曾回忆自己在凤阳插队和当大队支书的经历：当时他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产队每个人的生产任务，这个人插秧、那个人挑担子，都安排得无一遗漏。

　　即便如此，村里人还是吃不饱，生产队缺粮严重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队的公章，给村里的妇女儿童开“逃春荒”的证明。

　　这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并不是一个沉溺于往事和怀旧的人，他尽量还原细节，正是为了在社会舆论和媒体当中释放信号和引起注意。

　　李克强正在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这个国家里习惯“多管一管”的人们，“放一放”才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良方。

　　李克强插队所在的安徽省凤阳县，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宁愿杀头坐牢也要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是一个意味着减法和活力的政治符号。

　　《博客天下》记者来到李克强昔日插队的凤阳县大庙公社(如今已经改为大庙镇)，曾经与他共事的人们正在敏锐地接收着这位昔日大队书记释放的信号。

　　已经88岁的纪鸿冠是大庙公社当年的五七小组领导，专管下放知青，他回忆起李克强提到的开“逃春荒”证明时说，大庙有逃春荒的个别情况，虽然不多。

　　在1959~1962年那饥馑的三年，基层干部允许逃荒要饭是一种德政，逃走的人往往可能活下来，而被拴在土地上的人们饿死的概率要高得多。

　　在官方1970年代的表述中，一般更多地使用“外流”这样的词。凤阳县的一些乡村历来有外出卖艺的传统，这和当地经常闹灾、缺粮有关系，在《凤阳县志》中，编者解释外流原因的一章中提到，许多人通过吹拉弹唱一冬春，回来就可以做料子裤，一个给人挑牙虫(从嘴里挖出假的虫子，一种传统诈骗方式)的妇女3年挣了2000元，盖了5间新房。还有一位燃灯公社的社员，被官方文件描绘为“老三天”，他带着自己怀孕的妻子到淮南，把孩子几乎生在大街上，在得到医院和好心人的救助(50多元)后，带着妻子孩子三天换一个地方，继续请求别人捐助。

　　外流者生活改善带来更多的外流者，这样的恶性循环是当年的基层干部非常头疼的，有的基层干部甚至也加入外流。1972年，甚至有一个大队女干部“外流”，“她丈夫拉二胡，她唱小调，搞了一冬春。”还有的生产队干部带着社员外流，还“喊着一、二、一的口号”。

　　1974年，李克强下放到大庙公社东陵村所面临的基层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凤阳县和李克强的家乡定远县相邻，文化上属于南北交界处，人民性格刚硬，历史上是出精兵的好地方。朱元璋是凤阳人，明朝的很多开国将军公侯都来自这两地。

　　大多数展示自己铁腕手段的年轻干部都会被社员们的小聪明和直接反抗所击垮，三年灾荒刚开始的时候，定远的社员为了省力气，上工之后躺在地头喊劳动号子，让远处的干部听见，人们称为“干夯”。

　　凤阳的有些社员情况也差不多，和李克强一起插队并担任西孙大队书记、现任滁州市人大常委的裘玉旺告诉《博客天下》，附近的东孙生产队“有300多人，其实是个富裕队，但是一上工所有人都消失在树丛野地，问起来，都说去上厕所了”。社员宁愿不干活吃返销粮也不乐意多出力。

　　大队书记(村支书)、大队长(村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是个苦差事，记工分打破头的事情时有发生。“外调的年轻人当大队书记，第一正派，第二超脱。村里很多人闹矛盾。选知青书记就没有这个问题，和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会公正地对待事。”裘玉旺说。

　　那一波选拔年轻干部的做法，在安徽被称作“小鸡代老鸡”，很多大队书记出身的知青后来就进了乡镇或者县里工作。

　　知青组的生活也往往是一团糟。纪鸿冠说东陵大队的男知青点，知青们不干活，也“没人烧饭”，谁也不服谁，时不时还要到女知青组那边去惹点麻烦。

　　纪鸿冠看李克强是高中毕业(他毕业的合肥八中是名校)，别的知青大多是初中毕业，就让李克强当知青组组长，19岁的李克强沉默寡言，爱脸红。

　　这并不是一个奇才天生魅力、收服人心的故事，李克强读书多，下放时带了两木箱书，他会讲故事，这种才能在缺乏娱乐的乡下特别受欢迎。

　　裘玉旺对《博客天下》回忆起李克强给自己讲述印度电影《流浪者》(1953年的戛纳获奖作品)的那一天，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李克强完美地复原了这部电影的全部情节：影片中法官是一个血统论的信奉者，他坚持认为“法官的儿子正直，贼的儿子永远是贼”(和“文革”的“血统论”如出一辙)，一个强盗为了报复他，把他的儿子带走训练成了一个小偷，儿子长大后找到了爱情，希望回归正路，这时却遭到了亲父的血统论歧视。

　　这部电影有爱情，有歌舞，特别好看，李克强小说、电影都看过，故事讲得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