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汉民族性格含蓄温顺 审美偏阴柔女性化

    本文摘自光明网 作者：佚名 原题为：《母性崇拜：中国审美文化的女性化人格气质》

    最近一两个月来，我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都在分享着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光荣和喜悦，也试图更加走近这位从山东高密走向世界的作家的文学世界。在我看来，在莫言的文学世界中有对于母亲、故乡、大地太多的追忆和感恩，这次领奖期间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的演讲《讲故事的人》类似总结，讲述的就是母亲、故乡、大地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母亲与故乡、大地已经融为一体，而故乡和大地也就是母亲的象征，正如莫言所言：“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对于母亲、故乡、大地这三位一体的礼赞，在莫言的小说中已经升华为一种母性崇拜，或者说就是一种母亲崇拜。

    无独有偶。在此期间，恰好同为山东高密人氏的仪平策教授馈赠以新著《中国审美文化民族性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仪著”），该书对于中国审美文化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论证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在他看来，总体上说，同西方审美文化相比，中国审美文化的人格气质偏于柔性化，如果用性别概念来表示的话，那就是偏于女性化。毫无疑问，这一观点是不经见的。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属于父权社会，历来讲究男尊女卑，并将这种男女之别视为维系社会秩序和伦理纲纪的基石。譬如《周易·系辞》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就是说，乾为天，坤为地；天对应阳物，为男，为父，为夫，地对应阴物，为女，为母，为妇；天为尊，地为卑，乾为贵，坤为贱。《周易》关于乾坤之道的推论不仅用自然规律类比人的生理规律，而且将这种类比推向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使得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成为自然规律和生理规律的必然延伸和最终结果。《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就使得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纲纪成为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而这条公理在中国审美文化中也显得天经地义、不可移易。

    然而仪平策教授却大力张扬和标举中国审美文化的阴柔化、女性化一面，为这一千百年公案写一篇翻案文章。为此仪著提炼出基本研究思路的七个步骤：第一，首先对于中国审美文化最基本、最鲜明的民族性身份、特征、性格、倾向等作出概说，这是全书的立论基础和主要依据；第二，按照文化人类学和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将中国审美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予以人格化、心理化的解析和认定；第三，从中国文化的诸多层面描述中国审美文化特殊人格气质的表现；第四，从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及其所规定的文化始源寻觅中国审美文化的特殊人格气质的历史成因；第五，从宗法文化制度及其影响下的两性文化模式探究中国审美文化的现实成因；第六，经典文化思想的深层解读；第七，讨论中国特殊的文化构成模式和人格培育机制对审美文化予以渗透和发生影响的内在路线图。而以上步骤也就构成了仪著的七章内容。

    颇见功力的是第二章，结合中国审美文化的审美范型、艺术观念、美学理想、文化风尚、思维方式等五大民族性特征，来揭示全书的主旨。一是采用大量实证材料和人类学理论，说明汉民族拥有的内向的、含蓄的、温顺的、细腻的性格，构成了中国审美文化侧重优美、偏于阴柔的传统资源和人文基础。二是汉民族讲究“执两用中”，注重“持中致和”，正与女性的认知方式相融通，和女性运用大脑左右两半球的思想方式相吻合。三是根据性别心理学，男性常常偏于“理”与“欲”的分离和对立，女性则更多将“理”与“欲”融合为一的“情”，从而中国审美文化中的主“情”论反映出更多的女性化气质。四是中国审美文化一般不从形而上的彼岸世界中寻找人生的终极目标和绝对归宿，而是在此岸的人间生活和世俗现实中去寻求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表现出一种女性化的人间情怀。五是如果说西方审美文化在思维方式上偏于理性抽象、概念思维，因而较多男性化特征的话，那么，中国审美文化主内省、尚体悟，讲究一种非概念、非外向、非分析的直觉型思维方式则与女性的思维特点非常相似。

    从上述诸多角度来肯定中国审美文化的女性化气质，归根结底还是要触碰到一个巨大的悖论，那就是在讲究“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长期父权社会中，恰恰在正统的、显性的、官方的政治伦理制度的边缘地带，在终极性的家园意识和人伦情感的中心区域，却始终保留着女性文化的隐性权威。这样一种潜隐而特殊的文化元素的存在，有力地改变着父权社会的文化架构，使之既保证了父权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又延续了母系社会中所形成的女性人格那种原始、自然的权利，从而作为相互牵制、抗衡、规约的结果，呈现出中国父权社会的一种特有的文化格局。而个中奥秘就在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母性崇拜”。仪著指出，我们所理解的“母性崇拜”，不完全是宗教意义上的术语，也不完全等同于与生殖崇拜相关的原始信仰，更不完全等同于精神分析学中的类似概念，它是中国人普遍趋同的一种文化隶属感和虔敬感，是华夏民族的一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文化情结。仪著认为，世界上恐怕很少民族有像我们中国人这样崇拜母亲了，大凡歌颂、赞美最崇高、最伟大、最神圣的事物，我们中国人总喜欢把它比作母亲：大地是母亲，故乡是母亲，人民是母亲，祖国是母亲，如此等等。

    正因为如此，所以仪著第五章对于中国审美文化想象世界中的母亲形象进行了充分展示和深入分析。就说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有像《凯风》这样歌颂“母氏劬劳”、“母氏圣善”的诗篇，而诗中“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这种对母亲的感念之情也成为千古赓续的文学母题。除诗歌之外，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历来塑造的慈母形象数不胜数，还有历来文人墨客以事略、行状、祭文、墓志铭等记叙母亲感人事迹的无数精彩篇章。这种寄托“母性崇拜”的文字一直延续到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像鲁迅、郭沫若、冰心、艾青以及胡适、老舍、郑振铎、邹韬奋等，都有以赞美母爱而名世的华章。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作家，精彩的例子是说不尽的。仪著特别提到了莫言，莫言在扉页题有“谨以此书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字样的小说《丰乳肥臀》中，用饱蘸着深情的笔墨讴歌了母亲无比美丽、无比神圣的形象。仪著从中捕捉到了这样的信息：上官鲁氏以大地般的沉稳与庄严笑看历史变幻的沧海桑田，并以自己无言的漠视彻底消解了历史舞台上道貌岸然的父权制文化权威。莫言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中表达了他的一个一贯的想法，他说《丰乳肥臀》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可见他所张扬的“母性崇拜”或“母亲崇拜”已经超越了小小的“高密东北乡”，而具有了普世的意义。这恰恰与仪平策教授集多年的研究，得出“中国审美文化是一种偏于女性化、阴柔化的文化”这一结论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