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文献丛刊》：文献整理的新趋向

日前，由中国屈原学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联合主办的“《楚辞文献丛刊》出版暨楚辞文献整理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内外的30余位楚辞学专家学者列席参加座谈会。

《楚辞文献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度重点课题“楚辞文献精粹汇刊与研究”的成果之一，由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黄灵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敏俐，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等学者共同主持编纂，辑集自汉代至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楚辞》文献207种，可谓一套大型的楚辞学文献集成。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是继《诗经》后又一座诗歌高峰；而屈原作为中国诗歌史上首位伟大的诗人，其高洁的人格及高尚的爱国情怀也感染着世代国人，因此自汉代起，学界便开始了关于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并取得了斐然可观的成就。那么，此次《丛刊》相较此前已完成的楚辞文献整理作品有何特色？对以《楚辞》文献为代表的古籍整理及传统文化传承建设有着怎样的价值与意义？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与会学者。

专业角度汇辑古籍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丛刊》出版之前，先后有杜松柏主编的《楚辞汇编》、吴平主编的《楚辞文献集成》等作品面世，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相比前作，《丛刊》则表现出“新”、“精”、“全”等特点。作为《丛刊》主编的黄灵庚表示，所谓“新”，是指《丛刊》在编排体例上，从研究《楚辞》的专业角度来确定书目、版本，突出重点，忠实体现了《楚辞》文献史的面貌；所谓“精”，是指《丛刊》在版本选择上，好中求好、精益求精；所谓“全”，是指《丛刊》汇辑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注本、稿本、排印本、批注本等，“全书207种，可谓一网扫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楚辞》类的丛书，是至今最齐全、规模最大的《楚辞》文献丛书。”黄灵庚补充道。

该丛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入选著作还均做了详细述要。作为《丛刊》副主编的赵敏俐强调，《丛刊》对“章句系列”、“补注系列”等6个系列的注本做了全面透彻的比较、研究，在评判各家得失中，有深度、广度，并提出一得之见，成为研究《楚辞》、中国文学必备的工具书，对《楚辞》文献研究者而言也是一本重要参考书。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毛庆指出，《丛刊》中的些许内容或许会对楚辞学研究史上某些根本性的观念形成冲击。比如传统说法认为刘向集成了楚辞，但《丛刊》则认为集成者为王逸，“假如这个观念成立，文学史就要被改写。”毛庆表示。

身为《丛刊》副主编的方铭总结道，“凡是重要的问题，都是经过反复思考过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别人反复思考的东西进行重新思考。”他认为，《楚辞》本身是有价值的，以此为整理、研究对象的《丛刊》的完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摸清家底”助力文化传承

历代《楚辞》研究成果，随着时代推移及其他原因，有些逐渐失传，有些分散于世界各地，使学界难睹其全貌，因此，搜集、保存、汇刊、整理这些成果，成为《楚辞》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毛庆认为，在传世文献基础方面，《丛刊》可谓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其编著者也需“有超前的学术眼光和极大的学术气魄”。

《丛刊》的完成还对以古籍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杨庆存表示，建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体系，首先要了解、明白、摸清家底，《楚辞》作为中国文学源头之一，《丛刊》的出版可谓为传承文化体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建成一个楚辞研究数据库，搜集齐海内外所有重要版本”。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彭庆生认为，《楚辞》作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经典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在屈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改革、修德、献身等精神集中体现在《楚辞》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因此《丛刊》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应扩大其关注程度，“不仅让国内学界知道，还要引起海外学界对这一事业的关注。”

中华民族正在面临着伟大复兴，当下迫切需要人们从事扎扎实实的文化建设。“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是从批判到建设转型的时代，首先需要一批扎扎实实地从事文献整理的专家，他们的工作，将为接下来的文化理论和思想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赵敏俐还认为，大规模的文献汇刊、整理还需要有和平安定的环境，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而现在恰逢这一时代，“近年来，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古籍文献整理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丛刊》的出版，就是国家当下文献建设工作的一个缩影。”（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