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武宁：把计生执法关在规范“笼子”里

　　3月3日，贵州黔西南州农民王光荣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的22500元的“超生罚款”，割腕自杀。近些年来，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执法”的现象并不罕见，贵州自去年开展“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以来，这一做法得以强化。被捆绑的不单义务教育，医保报销、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也包含在内。在王光荣死后第二天，贵州黔西南州明确表态取缔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捆绑执行，但在贵州其他地方，“双诚信双承诺”工作仍在推进。（5月13日东方早报）

　　看过宋丹丹，黄宏的《超生游击队》小品的人都记得，他们扮演的小两口为了多生孩子，不惜荒了土地，全家外逃，背井离乡，其衣衫褴缕让人深感忧虑。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现实生活中真的有比这“超生游击队”还牛的“超生队”，他们比“宋丹丹和黄宏”牛得多，甚至比“宋丹丹和黄宏”超生的还多，使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经常被说成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然而，计划生育从国策上升为国法，其工作考核压力却是越来越大，实行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末位淘汰”制度，导致一些地方干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在压力下产生急躁情绪，在工作中作风简单生硬甚至是粗暴，由此产生诸多对抗结果，使计生工作饱受诟病。

　　此次贵州黔西南州农民王光荣自杀身亡，虽然表现在捆绑式计生执法，其根源在于计生工作规范化管理缺失。一方面，是对经济能力较差，交不起社会抚养费的困难群众缺泛有效帮扶措施；另一方面，计生宣传、队伍、执法监督机制薄弱，管理的不规范导致了悲剧结果。因此，将计生执法与其他教育，医保、身份证明等民生事项分离势在必行，而计生工作管理规范化建设更是迫不急待。

　　超生现象根源在“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陋习思想，转变传统生育观念，应当加大教育宣传力度，针对育龄人口入户开展计生政策、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知识的宣传教育，尤其在移风易俗的新文化教育不可或缺，使过去攀比子女数量多少转变成攀比子女受教育程度；应当以发展经济来引导，加大扶贫济困力度，帮助发展经济实力，使穷生盼子女出息的不良思想转换成致富靠自己的实际行动。

　　而规范和完善计生工作政务公开的内容、程序、形式和监督保障措施，健全基层计生管理和服务机构公开办事制度，加强社会抚养费的监管等等，都是计生工作管理规范化建设的题中之义。相信，把计生执法关在规范“笼子”里，通过增强执法透明度，做到具体问题分析问题，并不断探索各种解决办法，必然扭转计生工作不良局面，使之走上规范的法制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