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眼中的武汉:日军为庆天皇生日轰炸武汉

05.05.2015  13:33

  原标题:战地记者卡帕驻汉半年拍摄﹃最后的﹄武汉

蹲着的女人

  1938年,汉口,卡帕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蹲坐在已成一片废墟的家门门槛上恸哭的中国女性的身影,成为中国人民深受日本侵略苦难的缩影

宣传画

  1938年,汉口,两个小孩在看抗日宣传画。画上写着:白山微笑,黑水狂舞,倭寇几年的经营付诸东流吧

居民自救

1938年,武汉,日军轰炸平民区后,一群市民协力救火

童子军

1938年,汉口

看游行

  1938年,汉口街头,观看反日游行的群众

  集会

  1938年,3月12日,汉口市民举行悼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的爱国集会,同时庆祝近期在东北战线上取得的小规模胜利

  记者 刘功虎 贾代腾飞

  1938年,武汉是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大批西方记者,政、经、军、文各界人士纷至沓来,“写武汉、在武汉写”。

  罗伯特·卡帕,这位世界著名的战地记者,足迹遍历二战著名战区的勇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于1938年3月初抵达武汉,9月底离开,在武汉待了约半年时间,拍摄了大量富于视觉冲击力和情感震撼力的作品。

  日前,记者采访到多位卡帕研究者,他们讲述卡帕在武汉的诸多细节,认为卡帕的武汉之行富于标志意义:他与数十位西方同行一道,被轰轰烈烈的武汉保卫战所吸引,他们的努力,使得武汉的反法西斯战斗处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

  满城火光冲天,

  卡帕冲上武汉街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卡帕是犹太人,1913年生于东欧的匈牙利,后入籍美国,一生拍摄了7万多张照片,见证了上世纪一些最具灾难性和戏剧性的战争瞬间。卡帕的足迹几乎遍布二战各个重要战区,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他也亲身见证,第一时间参与其中。

  1938年1月,为了“离中国的抗战更近些”,卡帕登上“阿拉密”号客船,从法国马赛港出发赶赴中国。他是受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之邀,为其影片《四万万人民》拍摄剧照和担当电影助理。那年他22岁,是著名的美国《生活》画报的摄影师。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部分机关迁至武汉,这里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3月初,卡帕抵达武汉,带上相机开始工作。恰逢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覆盖了整座城市,卡帕拍下了在雪地里欢呼雀跃打雪仗的孩子们的影像,这张照片成为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难得的欢愉之作。然而残酷的战争在等着这座城市的人们,也在等着卡帕。

  4月29日,为庆祝天皇裕仁生日,日本军队以汉阳兵工厂为重点,对武汉施行特大规模轰炸。在空袭警报响彻云霄、满城火光冲天时,卡帕冲上街头,拍摄了武汉市民观看中国空军与日寇激战的画面。卡帕的照片中,既有市民为中国军人空中战斗忧心忡忡的神情,也有得知20架敌机被击落后欢欣鼓舞的场面。

  卡帕还拍摄到了蒋介石主持会议的情景。当时,中国最高国防机构讨论军机问题,学习国际惯例,向媒体开放拍摄。同时,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对外开放。卡帕的底片上,留下了不少中共要人开会的影像。在一张照片中,周恩来倚靠在门边,若有所思,门上贴着马克思的画像。另一张照片中,卡帕站在较高位置,俯拍整个会场。画面中叶剑英站立着指点军事地图,周恩来坐在一旁。

  拍下蹲着痛哭的女人,

  目击武汉沦陷

  卡帕拍摄的照片,被送到国外,刊登在各大媒体的版面上。他在武汉拍摄的一张特写肖像照,一个头戴钢盔的中国年轻士兵高昂头颅,传达出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凛然之气。1938年5月16日,美国《生活》杂志将此照片用作封面,并用7个版的篇幅报道卡帕在武汉的采访。通过这种视觉呈现,武汉抗战的场景传递到了全世界。

  7月19日,日本第一次故意朝汉口的平民区开火,卡帕在正午的烈日下四处奔走拍摄。烈火包围了全城,滚滚热浪似要把人烤焦,成千上万的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卡帕在这次空袭中拍摄了《蹲着的女人》,后来成为他的名作:一个女人蹲坐在门槛上恸哭,四周是一片废墟。人们将卡帕拍摄的马德里空袭后丧失家园的西班牙女性与武汉女性的照片并置在一起,更激发起全世界对法西斯的痛恨。

  盛夏的武汉酷热难当,卡帕和同行们坚守这里,目击整座城市的沦陷。他们自称是“最后的挖沟人”。在武汉,卡帕第一次用刚诞生不久的彩色胶片进行了拍摄。当年10月17日的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唯一保存下来的4张彩照,图片配文是:“作为中国撤退政府的首府汉口,其贫民窟里火焰万丈,日军飞机轰炸后,到处都是滚滚浓烟……一名穿蓝衬衫的女人一脸沧桑,无望地守护着家中的杂物,而正午的汉口正在炙热的空气中燃烧。

  到9月底,武汉最紧张的战事渐渐过去,卡帕离开中国,辗转前往西班牙。顾铮认为,卡帕是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他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至今被摄影者奉为圭臬。

  卡帕们汇聚武汉,

  标明武汉是反法西斯桥头堡

  据顾铮介绍,卡帕当年在武汉长住“武汉饭店”,是一家名为“破酒吧”的酒吧常客,一大批西方记者常在那儿聚会。在酒吧里,卡帕认识了史沫特莱,两人都有奔放不羁的气质,很快成了好友。

  当年武汉的国际化色彩很浓,酒吧里碰见外国人,外国人互相碰见“老乡”,都不是稀罕事。中南民族大学教授章绍嗣告诉记者,仅他所知,抗战前后来汉的外国人就有数十位,其中包括英国的勃特兰、奥登、伊休伍德、阿特莱、田伯烈、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潘恩、李约瑟、斯坦因、何登夫人。其中有记者,有作家,有学者。苏联人中不乏卡尔曼这样的纪录片大师,美国的“三S”更是名闻天下,此外还有印度、加拿大等国的医务工作者,各种国际社会团体等。

  《生活》杂志这样介绍卡帕来武汉的国际背景:

  “1938年前后,正当世界各地新闻头版在谈论欧洲之战的时候,欧美国家也开始聚焦亚洲‘黄种人业已激烈的战争’。希特勒挥舞着精锐部队之鞭,试图威胁欧洲时,扬子江(指长江——记者注)流域的成千上万民众则前仆后继投入到激战中。随着日子推移,死者名单从上千增加到数万,与此同时,日军占据一个又一个据点,并向汉口——‘中国芝加哥’围拢。

  该杂志透露,在以汉口等地为目标的侵略行动中,约45万日本兵被消灭在漫长的战线上,约140万中国人丧生。

  “卡帕们来到武汉,说明那时武汉是世界舆论的焦点,是战争最热的热点地区。”章绍嗣说,因为这些人的嗅觉是最敏锐的。“1938年前后,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累加在一起,武汉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桥头堡”。

  本版图片卡帕摄

  贾代腾飞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