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赴朝前的日子：当农民睡大通铺吃剩窝头
毛岸英同志之墓
毛岸英，湖南湘潭人，本名远仁，字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是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的长子。8岁时，由于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前往上海。后来，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1936年，14岁的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期间，正值苏联卫国战争，他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于欧洲战场。1946年，24岁时回到延安。毛岸英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新中国成立初期，任过工厂党总支副书记。
1950年10月，毛岸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1950年11月25日牺牲，安葬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63年前的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歌曲，奔赴到抗美援朝的战场。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牺牲在朝鲜的毛岸英以及他入朝前在国子监胡同工作和生活的一段往事。1950年，我所在的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前身——北京机器总厂的职工宿舍，就在国子监胡同孔庙的大成殿里。当时的厂党总支副书记、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大家一起住在大成殿，直到他赴朝参加抗美援朝为止。我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时候，很多老工人都在毛岸英手下工作过，跟他有很多交往，从厂长到工人，聊起他来，滔滔不绝。
“俄大让俄去”当农民
1950年春节过后，厂子来了位叫毛岸英的新领导，二十七八岁，穿身灰色军装，腰里系着皮带，过了些日子，又换成了干部服。他经常跟大家一块儿劳动，时不时说上几句陕西话。新领导来厂子的时候，生产条件还很差，业界称机械工人为“油耗子”。许多刚出徒和正学徒的青年工人和毛岸英岁数相差不多，工休的时候，就跟他无拘无束地聊天。那时，大家经常是脱了鞋当凳子。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没凳子，只能席地而坐，但是地上经常有些看不见的铁屑儿，必须拿鞋垫上才不会被扎着。大伙儿问毛岸英，你是延安来的“老资格”，为什么不在北京挑个好工作？毛岸英说：“这可比农村好多了，我原来当过农民。”大家明白了，这人敢情是个农民。于是同情地问，那你家里肯定很穷吧？他说，“我家不是农村人。”大家围着他哄起来，“住城里，你干吗去当农民？”他乐了，“俄大让俄去的。”（陕西话：俄是我，大是父亲）大家哈哈大笑：“你大真够可以的！放着福不许享，偏让你受罪去。”他没有笑，很认真地解释：“不懂得工业、农业，将来怎么治理国家？”说到这里，他便站起来：“我的学徒还没期满呢，咱们干着聊。”
一天，这位领导把大家召集到俱乐部说：“不久的将来，要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我先教大伙儿学学俄语吧。”工友们跟他已经很熟了，就逗闷子，“你那俄语就是陕西的‘俄’语吧！”他没有笑，而是指着五星红旗说：“史多，诶答？”（俄文：这是什么）发音标准，口齿流利，一下子把到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休息的时候，门外边有块钢板，他不经意地说：“这块钢板不错……造坦克，还薄了点儿。”我们厂原先是军械所，有听见他自言自语的，惊讶得闭不上嘴了，到处传话：“他可确实不简单，什么都懂，八成儿还在苏联待过。”
后来才知道，他和工人打成一片，还有另一项工作，就是为夜里写稿子积攒素材。他亲自采写编辑《北京机器职工》，然后通过有关渠道在香港、澳门散发，公正客观地介绍新中国接收的兵工厂，已经生产双轮双铧犁、深水水泵、鹅脖水泵（给火车头上水用的），开始为大规模的和平建设服务。当时，厂里已经有近千人，属大规模的机械制造企业。这个小报到他离开，办了三十多期，在港澳和海外产生广泛影响。
厂里谁也没有想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所有和毛岸英这位新领导交往过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因为他在工厂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和普通人一样，努力钻研，向工人学技术，而且，他见不得有人受罪。比如，化铜炉温度高，工人们就穿个背心，铜融化的时候，会飞起雪花似的东西，叫氧化锌。那年月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手段，氧化锌落身上奇痒无比。他瞧见大家身上落满了氧化锌刺痒难耐，急得不行，就要上手帮着挠。大家劝阻他：不能挠，一挠氧化锌就进去了,会更痒痒。他赶紧问，那怎么办？大家解释，待会儿拿水冲。他立刻说，现在就去冲，一分钟也别耽搁。他一心替工人着想，其实他身上也落满了氧化锌。当工人们技术运算上遇到什么难题时，他还会手把手地教，很耐心。
毛岸英在工厂时，曾拍板处理了这么一件事：总厂有个南分厂，是国民党没收资本家的，原因是有逆产嫌疑（可能与日伪有牵连）。毛岸英来厂以后，经过详尽调查，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应该把资产归还资本家。这个资本家在老北京享有盛名：他带着一群板金工，居然敲出了北京的第一辆小轿车。资本家此时已逝世，他的后人不敢接收工厂。毛岸英说：“民族资本家，应当保护，那就跟他的家属谈谈，给相当数量的股份吧！”资本家的后人感激涕零。
睡大通铺吃剩窝头就苤蓝皮
那时，毛岸英的家在中南海里。中南海在国子监的西南，两个地方都位于城墙以里，他骑上自行车，从国子监出来，经地安门过景山西街，就到中南海北门了，也就二十分钟。可是，毛岸英除了星期六晚上回去一趟，其余时间都和工人们一起，晚上睡大通铺。那个时候，他刚刚结婚。老厂长朱宝和说，“人家真有定力，新婚之后，工作习性仍然照旧。”不过，这是后来他追忆毛岸英时说的话，因为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毛岸英新婚，还以为他是单身或家属在陕北。每天吃饭他也是按规矩，排队买，然后端着饭盒，和大家一边聊着天一边吃。那时候，工厂很简陋，连饭厅也没有，大家往往围成一圈儿蹲着吃。主食吃什么呢？窝头，还经常是在蒸锅里来回熘的剩窝头，颜色越变越深，味道又苦又涩。菜呢，就是六必居酱园子做酱菜削下来的苤蓝皮，盐水浸浸，他和工人一样照吃不误。
1951年，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工作人员，了解毛岸英在工厂的情况。这位毛岸英又名毛远仁，他虽然在厂里任党总支副书记，是二把手，可人事档案并没有转，还在中央社会部，来厂子之前，他是李克农部长的秘书。一提起那位和大伙儿朝夕相处的“陕北来的年轻老资格”，大家纷纷跷起大拇指。最后，有人还埋怨开了：“抬脚一走就把我们忘了，大伙儿多惦记他呀！就是高就了，也该抽点儿时间回来看看，我们也好替他高兴高兴！”听到这话，工作人员眼圈一红，哭了。大家觉出事情不妙，就听那位工作人员说，“他已经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屋里的人都惊呆了。在场的一位工人忽然又想起了“延安人”的父亲让他当农民的事情，就追问：“他的父亲是谁啊？他那么听父亲的话？”为了解答这个疑问，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说，“这是他亲自填写的履历表，你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栏。”他把其他栏目用手遮住，只留了一栏让大家瞧：“父亲：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