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临终之际 紧握叶剑英手放心不下一件事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4年10月17日第07版，作者：罗韬，原题为：《“言事两分”与“四人帮”的覆灭》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即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政治思想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两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毛泽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

　　言事两分的形成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等小组，1958年6月8日，毛泽东为此作出文字表述：“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周恩来为此曾提出辞职，其他副总理也很紧张，毛泽东为此说：“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办事”二字是金缄！国务院的定位从此明确，就是纯粹执行机构，无涉于国家大政方针。书记处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即意识形态的掌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