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毛泽东如何成功批驳第一把手报告？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庆春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1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多天的休整时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是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遵义会议文献》，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为开好这次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张闻天根据事先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也特意准备了一份书面的发言提纲。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白区和其他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坚持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辩护。随后由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批评了博古、李德，也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接下来，由张闻天做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会场没有排名次，也就没有排座位，战争环境中的会议，常常是这样的，各人顺便找一个地方就坐下来。

　　博古看了看会场，见还有五六个凳子空着，问周恩来：“彭、杨、李、刘可能一时到不了会吧。”周恩来点了一下头：“彭、杨估计下午可以到达；李、刘住得远一点，看晚上能否赶来?”

　　于是，博古对大家说：时间紧迫，那就不等他们了吧，我们先开着。会场静下来，没有反对的意见。博古从一只黑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然后对大家说：“同志们，根据黎平会议决定，我们在这里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己见。统一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二：一为对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为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现在，趁此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这是本次会议宗旨。不知恩来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摆摆手：“没有意见，就这样开吧。”博古接着说：“如果是这样，我代表中央先作一个反‘五围’的总结报告。然后，恩来同志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了，大家再研讨，提提意见。”

　　这时邓小平走进会场，看见会议已经开始，于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来。几个看见他的人，朝他点点头。博古看了看面前的提纲，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是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博古代表中央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1935年1月15日。但他到底有些什么责任，他却具体说得很少。接下去他却把这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得更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又夸大了根据地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客观原因。

　　博古作报告的时候，毛泽东从上衣下边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摞折叠成一本的毛边纸，形同一个老百姓家记流水账的账本，放在桌上，然后又从上边的小口袋里取出一支用去一半的白杆子的铅笔，听到他认为有歧义的地方，便用铅笔在毛边纸上写着，一会儿工夫，竟然写了好几页。

　　博古结束了他的报告，对大家说：“下面请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没有掌声，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他的报告大家不感兴趣，也可能没有鼓掌的习惯。随后，博古收拾起桌上的报告提纲，把提纲放在挎包里面，留神地看着大家，想从大家的表情上捉摸出刚才报告的态度：是拥护抑或反对？是赞同抑或置疑？他的心情毕竟还是有几分紧张，透过镜片，可以看出他一双焦虑的眼神，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这时，周恩来拿着他准备好的那份报告提纲站起来，以深沉的目光环视着在座的所有的人，没有即刻说话。大家也认认真真地盯着他，表现出一种期待的神情，看周恩来到底报告讲些什么。事实上，周恩来代表军委所作的军事工作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

　　王建元、沈世豪、林学勤：《中国有个毛泽东》，第12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周恩来大约讲了四五十分钟。如果说，博古的报告在找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多从客观着手的话，那么，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则从主观上下了工夫。周恩来报告完毕，当主持开会的博古宣布请大家提意见时，会场沉默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