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曾两次找邓小平谈话却不欢而散

编者按：近日，《党史文苑》发表文章《邓小平走出江西谪居地》。文中记述晚年毛泽东曾找邓小平谈了两次话，最终却不欢而散，摘编如下。

1975年9月下旬，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年，毛远新36岁。他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他是毛泽民的儿子，父亲牺牲后，小时候曾在毛泽东家住过。可能是大弟毛泽民过早罹难的缘故，或许是毛远新的机灵可爱，在下一代亲属中，毛泽东和江青都比较喜欢毛远新。9月28日，毛远新随中央代表团前往新疆，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10日，毛远新路过北京时，便被通知留在北京，成为病重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信息，都由毛远新上传下达。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当时政治局就多有议论，但是，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还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说：“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尤为着重地指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毛远新的这番话正中毛泽东的意。毛泽东常说一生做了两件事，后一件事便是“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晚年就担心这份政治遗产被人否定。为此，他找邓小平谈了两次话，邓小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谈话不欢而散。从此，他越来越相信毛远新的汇报和判断，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

这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校党委书记迟群等的问题。信中说：迟群因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便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等等。毛泽东看过信后很不满意。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对李先念、汪东兴等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自邓小平复出以后，特别是1975年主持工作以来，毛泽东一直对他有所倚重，希望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解决各类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党和国家由大乱走向大治。所以，即便是“四人帮”轮番告状，毛泽东都不置一词，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邓小平。然而，这一切都不能违背那个大前提，而恰恰于此，他们的思想认识是那般的不同。

邓小平对于江青等的攻击早有精神准备，他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来了，复辟了。”“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旗号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这些话传到毛泽东那里，老人家确实不高兴，但是，他还不愿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去，让毛远新继续去同邓小平谈话。邓小平表示，我的工作有缺点、错误，可以做自我批评。但是，他又对毛远新说：你的描述，中央是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毛泽东还让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并且特意嘱咐，此事“不可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显然，毛泽东不愿把事态扩大，希望邓小平“有个转弯”，按照他的“三七开”的基调，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可是，邓小平却拒绝了，毛泽东十分伤感和失望。两个倔犟的老人，就“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竟是如此地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对此有过一段生动、真实的记述：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的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

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四人帮”乘机作乱，兴风作浪，整顿又前功尽弃。这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季，但是，九个月的整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抵触情绪迅速发展，在全国形势的又一次反复中孕育着新的斗争。半年后，“四人帮”被粉碎。不久，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率领全国人民进行了震天撼地的伟业，谱写了阳光明媚、生意盎然的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