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取士无严格规范 学生曾边吃包子边答辩
文化上的民国热是否该降温虽然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民国教育以及文人风骨，却是一道精神风景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民国文人为保护文化命脉，在炮火中南渡西迁；在时局与学术中，追求自己的独立自由价值。正如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文中所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民国清华大学四导师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从左到右)
小学课本叶圣陶写、丰子恺画
1912年，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和教育次长范源濂之间经常辩论。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回忆：“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首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当时的教育课本，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不管是从日本、欧美留学的，还是从私塾里面熏陶长大的文化学者，都非常重视语文教育，像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都参与制定了国文教科书。《开明国语》的民国课本，由叶圣陶亲自编写，丰子恺负责插画，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
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学者来研究这些教材，每一课就那么寥寥一二十个字，但他们都要反复考量。一方面要让课文更具有汉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顾到孩子的兴趣。拿一篇民国课文来说，大家就因为用“来来来，来上课”好，还是“去去去，去上课”好，争得不亦乐乎。因为“来”字笔画多，“去”字简单点，但是不够亲切，最后选的还是“来”。
边吃包子边答辩
民国取士，没有很严格的规范制度，即便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选学生也是以才为主，不拘泥于严格的考试程序。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筹组“临时大学”，也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1939年开始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进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
周法高获得考试资格后，在重庆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由于答辩时间很长，午间他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问题。他的作答不仅没有引起反感，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建议他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由此奠定了成为一位语言学家的基础。
在破格录用教授方面，西南联大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尽管从未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但仍于1939年被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没有职称和学历就被聘教授，陈寅恪也是个特例，1926年春天，应清华大学之聘，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教授的地位比校长高
1931年，梅贻琦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有关办学的重大事宜上，当别人问起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他充分尊重教授的治校意见，他常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为坚守民主治校，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就连称呼上，西南联大只有“先生”、“学生”两种称呼，学校教职员一律称“先生”或者“某某师”，而不会有“某院长”、“某处长”、“某主任”之称。著名民国研究作家岱峻说，在民国时期，都会称某某教授兼任某某院长，行政职务放在后面。
1939年，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政府规定：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人，都得是(或要成为)国民党党员。对此，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闻一多发现同屋的教师是国民党员后，专门就此向学校提出换房，理由是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
蔡元培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针对传统学校“老爷式”作派，他将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一批饱学之士聘请入校，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刘文典斥沈从文：我是替庄子跑，你跑什么跑！
自古文人相轻，但文人身上的傲骨，在民国时期更加突出。
据国学大师任继愈回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刚完成时，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他却不用。胡适做北大校长时说，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只有狼才是一群一群的。
民国文人的傲气，不仅在于毫不掩饰的赞扬，更在于明目张胆的无视。西南联大时期，联大国文系也就成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白话文的作家一个接一个地过来了，除了原有的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还来了陈梦家、李广田，最让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来气的就是“乡下人”沈从文，刘文典公然讲：“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
他甚至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有一次，警报一响，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刘文典当然也跑，跑不多远，他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他扭头一看，发现那个他素所藐视的“乡下人”(沈从文)跑得比谁都快，立即就恼火了，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这么个人，还跑什么跑！”
刘文典的狂傲是出了名的，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他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傅斯年也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桀骜不驯，然而他在乡下却十分谦和。在李庄时，有区长、镇长请傅斯年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刚拿起筷子又站起来，看看轿夫桌子上的菜是否跟自己的一样，如果不一样，他站起来就走。
虽然居高自傲，但是民国文人的敬业精神令人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轰炸，生活也很困难，但他每天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才休息。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拉了30多次。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人都脱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