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反传销第一人：“反传”是个不该存在的行业
“民间反传第一人”李旭：
“反传”是个不该存在的行业
李旭 男，45岁，辽宁鞍山人。2004年，他曾深陷传销，拉来的第一个下线是自己的亲姐姐。
2006年，从传销骗局中醒悟的李旭自费建立“李旭反传销热线”和“中国反传销协会”。多年来，他的志愿者团队解救传销人员，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铲除了全国多个非法传销组织。同时，他也向传销者解释骗局，进行反洗脑。在民间反传销志愿者中，他被称为“中国反传销第一人”。
【处境尴尬】
不收费难以生存 收费必遭质疑
新京报：你被称为“中国反传第一人”，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
李旭：可能是我进行反传销较早。这个名称我并不认同，比我早的人还有。其实有了传销以后，就有反传销的力量。
新京报：你认为为什么会有民间反传组织存在？
李旭：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官方现有的打传，往往以驱散、遣返为主，但传销者已被洗脑，如果没有反洗脑，这些被驱散的传销人员还会继续传销。这是一种需求，官方很难提供这种服务。民间反传组织的参与者多是曾经深陷传销的受害者，反而对传销比较了解，知道如何进行反洗脑，这种情况下，应该由政府和民间形成合力，社会共治。
新京报：你的团队有多少人？大家是怎么聚到一起的？
李旭：专职的30多个人。加上外围QQ群里的一些志愿者，有上千人。
专职成员基本都是传销受害者，有的是经我劝说解救出来的，有的看到我们网站或者媒体报道后加入进来的。
新京报：你们平时怎么工作？
李旭：传销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传销不怎么控制人身自由，传销者常回家拉人、拿钱，家人发现后就向我们求助，我们就到家去劝说。北派传销常控制人身自由，我们会被叫去现场解救，把人救出来后再给他反洗脑。
也遇到过危险，今年6月在合肥我们就被传销组织围攻了。一个西安的老人求助我们找他的女儿，这个老人先进去卧底了两天，后来被识破了，第三天凌晨他女儿被转移走了。老头在小区里认出一个小头目，但对方找来几人一起威胁老头，发生了冲突，在现场我们一个志愿者头被打破了，缝了针。
新京报：有家属把传销者送到你这来反洗脑吗？
李旭：带这里来的不少，有时一天三四拨儿，我们派专人反洗脑。有反传组织把反洗脑成功率标榜到98%，那是吹的，实际上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就不错了。
新京报：你们怎么生存？
李旭：经费来源靠捐助，别人把人带到北京来找我们反洗脑后，随便给我们点捐助。我们到全国各地开展工作的话，会向寻求帮助的人要差旅费。这两年，近一点，我们收两千，远一点，比如广东、福建，我们收三千。
新京报：你的组织属于公益的还是商业化的？
李旭：2006年到2008年是我们的激情反传阶段，纯公益，不收任何费用，被解救者自愿给钱。结果不可持续，身边的专业志愿者越来越少，连固定的办公场所也没有，我们的身份也比较尴尬。想正规化发展，就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现在我们是半公益性质，注册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但身份还是有些尴尬，你收了差旅费，会有人质疑你。
新京报：你认为，反传组织能够完全商业化运作吗？
李旭：这是一个良心活，你又没有合法身份，完全商业化肯定有问题。
反传组织无论如何都不应完全丧失其公益性。反传组织是求助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常常，他们是在求助一些职能部门无果后，处于求天不应、告地无门的近况时才找到了反传组织，这时你救的可能是一个家庭。
【异化之路】
部分反传组织以暴制暴不惜违法
新京报：如果反传组织与传销窝点达成默契，传销窝点放人，他们收钱，这是不是就成了一笔生意？
李旭：现在反传圈子的确混乱。反传是良心事业。你可以收费高，收五六千元甚至上万元，但是要考虑到，不能把反传当肥肉，传销人大多条件比较差，农村的，下岗工人，没有几个富人，本来就被传销骗了，又让他们交上万元，这等于救一个宰一个，这就违悖了反传的初衷。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纯粹为钱的反传组织？
李旭：这是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一些反传志愿者为了维系团队运行，只能采取收取一部分费用的办法，而有的人就从中看到了所谓“商机”，把这当成赚钱工具。
新京报：听说有的反传组织专门利用家属急切心理诈骗？
李旭：有这样的情况，而且不在少数。
新京报：一些反传组织用定位手机等技术手段找人，这在反传圈子里经常用到吗？
李旭：有专门的收费定位公司，很多反传组织为了找到人，都会用。但这是不合法的。
新京报：反传销当中的暴力殴打、交换人质等手段呢？
李旭：的确有反传组织用这种方法找人。把一个人控制起来，就面临非法拘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这也本身就是违法的。
新京报：这些反传组织为什么敢用违法手段反传？
李旭：他们抓住了传销组织的心理。传销不合法，传销参与者心虚，所以，那些反传组织才敢以暴制暴，以非法手段去找人。
新京报：有人说，这些以钱为目的的反传组织跟传销窝点达成了默契，传销窝点交人，反传组织收取佣金，井水不犯河水，你怎么看？
李旭：反传组织产生于传销这个“经济邪教”，最终目的是取缔传销，反传组织要是成了那样，就有犯罪嫌疑了。
新京报：反传组织为了钱不惜违法，还能称之为反传销组织吗？
李旭：收高价暴力寻人，这已经不只是反传界乱象那么简单了，已经是违法犯罪。反传销要在一个合法的轨道上，走太远，自己就在犯罪，还谈什么反传？
【何去何从】
监管缺位建议政府购买服务
新京报：中国现在有多少反传组织？
李旭：2008年之前，反传组织都是很松散的，2009年，我们成立反传协会，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反传组织都联合起来运作了一年时间，这是个很松散的组织，没有监管单位，大家只能自己约束自己，管不了彼此。不久，管理上，财务问题上就有了分歧，很多反传组织目的不同，有人希望高收费，有人认为应该纯公益不收费，后来就各自散了。
现在比较有名的大概四五家，最大的是我们。有的就几个人。
新京报：目前，在中国，有没有一个国家性质的反传组织来指导民间反传？有部门专门对反传组织进行监管吗？
李旭：没有统一组织来指导民间反传组织。也没有专门机构对反传机构进行监管。
新京报：大家只是行业自律？
李旭：是。
新京报：你认为，包括你在内的民间反传组织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李旭：这是个不应该存在的行业。有了传销才有了反传销。传销为啥猖獗？我个人觉得，我们的监管上有漏洞，法律上不完善，社会上有传销生存的土壤。
比如，我们常呼吁传销重灾地的当地人不要把房屋租给传销者，以压缩传销的生存空间，但传销有个特点，不骗当地人，那问题就来了，外地人到这里吃住消费，还能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我干吗不出租？
新京报：你个人认为，怎样才能让民间反传组织良性地开展反传工作？
李旭：得有监管。我们注册了信息咨询公司，还有工商等部门可以对我们进行规范，那种三两个人，建个网站留个手机号的，你咋监管？
新京报：关于民间反传规范化，你有什么建议？
李旭：一是对求助者的，希望他们认真甄别反传组织，不要病急乱投医，现在这个行业内鱼龙混杂，甚至有很多网络传销分子，冒充反传销者，混迹在反传队伍里。
我有个想法，反传组织各自为战，十分混乱，但事实上又需要反传尤其是反洗脑这样的服务，政府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制定出统一的规范和救助标准。不要让我们向求助者要这个差旅费了，让政府来购买我们的服务，也可以为老百姓分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