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金融市场规模超过5万亿 非法集资案件高发

近期多地老板跑路频发，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大幅增加，凸显部分地区民间融资风险进入集中暴露期。《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调研了解到，民间融资风险既受经济大环境影响，也系民间投机性借贷泛滥、中介机构违规操作、地下运行监管缺失等诸多因素所致。受访专家和业内人士表示，民间金融风险存在进一步放大和爆发趋势，容易传导金融风险，冲击实体经济影响社会稳定，需引起高度重视。

资金断裂老板跑路 非法集资案件高发

自去年下半年来，受经济下行、流动性趋紧等综合因素影响，各地非法集资吸储、民间借贷纠纷等案件大幅增加。业内人士指出，一批高杠杆、高成本扩张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逾期违约案件高发，老板跑路频繁上演，标志着以民间借贷为主的我国民间金融风险进入集中暴露期。

福建龙岩天成集团董事长黄水木“卷款十亿出逃”事件仍在持续发酵。据多位债权人介绍，近年来，黄水木长期以2到5分的利息，向商会会员、同乡、朋友等借款。去年以来，因资金链出现紧张，黄水木开始转移资产，并于今年5月出逃境外。目前，登记债权人达200余人，金额近10亿元。

龙岩市新罗长汀商会副会长李时栓说：“黄水木前些年做房地产赚了不少钱，但他‘摊子越铺越大’，除去龙岩的多个重点项目外，在老家长汀和省外也有房地产项目，为了搞这些项目，他四处借钱。”

福建省高级法院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3.7万多起，案件数量同比大幅度增加。今年前5个月，四川省共查处涉嫌非法集资案件33起，同比增长近1倍。多地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表示，当前非法集资风险总体可控，但处于多发状态，尤其是民间借贷风险不断累积，房地产、代客理财、投资咨询等领域进入风险集中释放期，涉及案件明显增多。

频频出现的老板跑路现象，更容易引发市场担忧。今年来，除福建龙岩房产商黄水木外，广西柳州正菱集团实际控制人廖荣纳出逃，身负民间借贷30多亿元；浙江杭州中都百货董事长杨定国潜逃，企业欠债金额超过20亿元；江苏江阴丰源小贷公司负责人任标跑路，涉及债务资金约10亿元。柳州市公安局一位办案人员表示，“拖欠银行贷款、身负巨额借贷、改变法人代表、离境出逃跑路”成为当前一些出险企业负责人躲避债务的普遍做法。

业内人士介绍，近期非法集资现象高发，背后意味着不少企业和项目资金链紧张，被迫借助高成本的违规融资手段来维持运转；企业老板频频跑路，代表着一部分企业资金链已断裂。不断聚集的借贷风险，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民间借贷危机。

民间投机借贷泛滥 中介机构推波助澜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当前民间融资领域案件高发，隐患重重，主要原因有：信贷收紧致使扩张企业被迫靠民间借贷“短贷长用”维持运营；大批投机性借贷资金涌入房地产和采矿业，行业遭遇调控不景气，难免违约和坏账结局；部分中介机构以投资理财等名义非法集资，推波助澜。

近期被国际刑警通缉的原广西柳州首富、正菱集团实际控制人廖荣纳，被曝跑路后留下近百亿债务，其中民间融资就达30多亿元。

办案人员介绍，发迹于装备机械的正菱集团，在2008年前后大举涉足资本经营和地产投资。集团一方面成立正菱担保等机构获得融资担保或直接吸存，另一方面大举进军地产项目，以期偿还高额融资利息。受市场低迷影响，房地产项目积压资金链断裂，廖荣纳在4月份潜逃境外。

广西正菱集团从“风光无限”到债务缠身的经历，正是民间借贷从大肆扩张到风险暴露的缩影。业内人士介绍，当前民间融资领域案件高发，隐患重重，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信贷收紧项目“搁浅”。一些银行界人士认为，温州是民营经济“风向标”，眼下从东部向中西部蔓延的民间融资风险，与两年前的温州资金链、互保链风险延续有较强联系。业内专家分析认为，自2011年信贷高增长退潮后，一批过度扩张企业被迫靠民间借贷“短贷长用”维持运营，一旦融资难以为继就难免“搁浅”。

二是投机借贷大行其道。当前股市楼市不景气，大量民间资本涌入“只管收益，不看风险”的投机性借贷。分析人士认为，年利息普遍超过20%的民间借贷资金，只有房地产、采矿业收益率才可能与之相匹配。大批投机性借贷资金涌入房地产和采矿两大行业，受国家调控影响后，就难以避免违约和坏账的结局。

三是中介机构推波助澜。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介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担保中介融资、互联网金融、小额贷款公司遍地开花。这些中介机构在争夺市场中，以投资理财等名义逐渐演变成加强版、网络版的非法集资。今年以来，北京、四川、广东等地一批网贷平台、担保融资企业频现老板失联，不仅引发行业混乱，还对民间融资风险集中暴露产生叠加放大、推波助澜的作用。

利率上升敞口扩大风险危及金融生态

在经济回暖尚不明确，民间借贷利率上升，以及房地产和采矿业市场持续萎靡等情况下，民间金融市场风险敞口将进一步放大，有可能危及区域金融生态，压缩实体经济融资空间，损害群众利益引发大量信访群访问题，影响社会治安。

有着民间借贷利率风向标之称的“温州指数”今年二季度报告显示，受部分企业陷入担保链困境等因素影响，综合利率环比略有上升；因企业出险隐患依然较大，预计下半年民间融资综合利率可能有所回升。

部分受访人士认为，在经济回暖尚不明确，民间借贷利率上升，以及房地产和采矿业市场持续萎靡等情况下，民营企业融资压力将持续加剧，导致民间借贷违约、坏账等问题持续高发，民间金融市场风险敞口将进一步放大，至少带来三方面隐患：

一是传导金融风险，形成恶性循环。湖北一家金融机构4月份调查发现，103户风险贷款客户中，涉及民间高息借贷27户，民间借贷金额高达36亿元，远超这些企业在银行的贷款余额。金融监管部门表示，现在大部分企业都是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两头融资，任由民间借贷风险继续暴露，大批出险企业倒闭后，即便拥有偿债能力也优先偿还利息高的民间借贷，必然导致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攀高，形成恶性循环危及区域金融生态。

二是冲击实体经济，加剧市场恐慌。广西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负责人表示，近期一些企业家不堪高利贷重压纷纷跑路，加之市场各类真假传闻四起，使银行和供货商“草木皆兵”。银行为控制风险不愿续贷，正需金融输血的实体经济行业融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甚至出现集中债务挤兑。

三是群众利益受损，影响社会稳定。多位公安机关一线办案人员表示，当前民间借贷中存在大量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涉及人数多，集资对象缺乏对“高收益代表高风险”的认识，一旦民间借贷崩盘，往往引发大量信访群访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民间借贷中，不少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参与其中，他们虽然不直接出面，却能够掌握很多案件尚在处置过程中的信息，煽动力与破坏性更强，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债务化解。

监管缺位市场混乱 地下运转隐患丛生

西南财经大学等研究机构近期公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民间金融市场规模超过5万亿元。一些业内人士表示，规模庞大的民间融资，能有效满足市场多层次资金需求，助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因监管主体缺位和机制不完善，民间借贷长期“地下运转”风险丛生。

福建省高级法院民二庭法官刘炳荣说，民间借贷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中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关法律长期空白，社会各界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与非法等问题看法各异。“浙江吴英非法集资”等案件引发公众巨大争议，凸显立法明确民间借贷法律边界、健全监管机制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民间金融监管缺位现象也屡遭社会质疑。受访专家表示，当前民间融资多头监管和监管缺位问题较为突出，比如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由各地金融办监管，投资公司和中介机构归工商部门管理，而典当行由商务部门监管。董登新说，多头分散管理使监管长期缺位，担保、中介、小贷等机构纷纷“不务正业”，违规吸存放贷。

部分民间放贷者和融资中介机构反映，当前民间借贷市场较为混乱，信用和债务情况缺乏查询渠道，加上准入和退出等机制欠缺，导致民间借贷长期游离在灰色地带。湖南省一位长期放贷的“资金掮客”认为，由于很难了解借款人的债务和经营情况，放贷时只能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来弥补风险。

此外，经历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后，浙江温州和福建泉州等地展开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探索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出现的新问题也值得引起重视。去年底建立的福建晋江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目前累计登记借贷业务351笔，总金额达7.5亿元。服务中心主任林霖强说，晋江民间融资总额每年超千亿元，目前登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

记者采访发现，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登记的融资要受“最高利息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存款4倍”限制，远低于地下钱庄、担保公司的借款利率，一些投资者为追求高利，不愿前往登记。此外，一些借款人表示支持借贷登记，但考虑借款信息公开后，银行会要求还贷，出借人也担心利息收入需交个税，登记积极性不高，影响借贷登记服务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