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华：“穆桂英”为何战不过“武大郎”？

　　“一些用人单位常常提高女生录用标准，‘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仍是一些单位招人用人的潜规则。”昨天上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15位委员围绕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大会发言。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在发言中建议增加就业性别歧视案由，以促进就业性别平等（据3月9日《南方都市报》）。

　　不可否认，几乎所有的用人单位，包括某些政府部门招录人员，都不同程度存在性别歧视现象，15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有的放矢，但现实情况是，作为企业招录人员，不可能不在适用范围的最大化和用人成本的最低化之间来权衡，在这种利益权衡之下，更不可避免会出现“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的现象，尤其是对于年轻未婚女大学生的录用，企业就不可能不“三思而后行”，相比较招用同等条件的男性，女性对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未婚女性进入企业工作之后，在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即将“独当一面”之时，便面临着结婚、怀孕、生育、哺乳一系列问题，所有的时间加起来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数年，这期间，企业不仅应当依法承担女员工“三期”的所有薪金待遇，还必须另外招录培养接替人员，而且，“三期”过后，经过企业培训锻炼出的女性员工能否再回到企业，还是未知数，因此，对于很多企业招录管理人员，宁愿招“武大郎”或已经结婚生育过的“杨排风”，也不愿去招录精明强干未婚的“穆桂英”。

　　如果仅依靠政府或法律增加就业性别歧视案由，来促进就业性别平等，不从企业实际用人成本状况来考虑，这样的“增加案由”很难发挥明显效果，实际上这种“用人成本”不仅企业会考虑，即使政府一些部门单位或国有企业用人，之所以也会出现“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的现象，也是出于用人的长期性成本来考虑，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基本上都能够在女性“三期”内不折不扣的执行国家法规，也不会过多的考虑的经济成本，但是，却需要增加“备用”人员，否者，工作就有可能造成停滞或贻误，而出于对人员工作长期稳定角度考虑，即使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甚至国有企业，也打心眼里不愿招用未婚女性来从事长期连贯性的岗位工作，其实，严格意义上来理解，似乎并不完全是“性别歧视”，委实有些事出有因。

　　实际上，真正“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的用人单位并不多，年轻女性尤其是高校女大学生，果真通过考核具有“穆桂英”的才能，用人单位还是愿意选“穆桂英”，只是在同等条件下，用人单位出于各种成本因素的考虑，还是觉得招用男性对单位的长期发展更“划算”，窃以为，既然全国政协委员关注到这个“不公平”问题，由得建议增加就业性别歧视案由来促进就业性别平等，不如通过认真细致的调研，是否可以考虑建议以政府补贴的形式，来鼓励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下，招录未婚女性。或是在女性员工的“三期”的休假薪金待遇上，政府给予适当幅度的补贴，以来降低用人单位招用女性人员的成本。笔者以为，在促进男女平等就业的问题上，法律和政府可以出台相应制度和政策，但出于用人单位实际情况的考虑，政府更不能放弃应承担的义务，所谓“堵不如疏”，增加就业性别歧视案由，可能会给用人单位一定的约束，但却既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也容易让用人单位打“擦边球”。而且“武大郎”与“穆桂英”更没有可比之处。

　　每一年的全国两会，几乎都是我国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等各方面一个进步的台阶，更能从两会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或建议意见及发言中，看到对国计民生的殷殷关切，促进就业和保障男女平等就业，是关系到社会家庭稳定和谐及男女平等的大事，如果在有法规制度保障的同时，政府还能出台相应的政策和经济扶助，让用人单位真正感觉到“男女都一样”，也就不存在“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这样的“性别歧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