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对待流浪者:宋代设福田院 元建养济院

　　近日，看到了北京一些拾荒人员蜗居“井下”的新闻，感触颇多。好在有些高校等单位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他们有了固定的收入，走出了“井下”的生活。那么古代都是如何对待流浪乞讨人员的呢？

　　古代的统治者为了标榜自己施行的是仁政，大都会对社会上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照顾，而且出台了相应的救济政策和具体措施。时代不同，措施有别，可谓五花八门，但是这些做法，的确给那时的流浪乞讨人员极大的帮助，帮助他们当中不少人度过了饥饿和寒冬。

　　在唐代以前，没有形成较好的救助机制，主要是以赐给衣食等实物为主，治标不治本。到了唐代以后，除了仍发放实物外，还探索设立了收容贫老、乞讨流浪人员的专门机构。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下令“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养，官以本钱收利给之”，于是养病坊兼官办孤儿院，经费也由国家官本放贷的利息提供。至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扩大了设置范围，在都城和其他重要城市，分别设置了普救病坊。

　　北宋初年，继续沿用唐代旧例，在京城开封设置东、西福田院，主要赈济那些流落街头的年老之人，以及身有重疾、孤苦伶仃或贫穷潦倒的乞丐。不过，当时福田院规模很小，“给钱粟者才二十四人”。宋英宗嘉祐八年（1063），又增设南、北福田院，每院统一建制，各盖房屋50间，收容300人。福田院所需经费由官府拨给，先是“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

　　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统治者下令各路设“众济院”，收养不能自存之人，除给粮食外，还拨给柴薪。至元十九年（1282年）各路均设立养济院一处，委托宪司管辖。

　　明代继承了元代的养济院制度，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下诏，要每县设养济院一所，支米煮饭，日给两餐，器皿、柴薪、蔬菜等均由政府设法措办。有病的拨医调治，死者给予棺木安葬。天顺六年（1457年）五月，责成户部在顺天府大兴、宛平县设养济院各一所。嘉靖六年（1527年），令巡城御史行于各城地方，发现街头乞讨流浪人员，审属民籍，送顺天府的养济院。属军卫，送幡竿、蜡烛二寺给济外处。300里以内的流民，验发本籍，官司收养。300里以外及不能行走的，一起送二寺给济。按京县官例，养济院不得擅自收养孤老，只有在改元或国有大典时，皇上下诏，部议行县，查都城内外的老疾孤贫丐者，加以收养，无常期，也无常数，只听上面的命令。宛平养济院，在万历元年收养1080人。

　　到了清代，为了减少流丐散处，各地多设立了栖流所集中安置。这些栖流所，也就是用偏僻处的空房或现成的空庙改成的。到了清末宣统时，京城栖流所也只剩下了广渠门内一处。虽然清代各地也多设有栖流所，但是也不是所有流浪乞讨人员都能入内安身的。对甄别能否入栖流所的流浪人员清廷有明文规定，据《保甲书》卷二记载：“少壮者问明籍贯，报官送回原籍安插，剩下的老幼病残者送栖流所管束。” 少壮者是指“除瞽目跛足及七十以上男妇，十三岁以下小儿不禁外，其游食僧道、乞食壮丁……一一清还原籍。”这些少壮之丐被遣回原籍后，“僧道则令本主持收管焚修（佛教徒焚香修行），壮男则令本土里族收管著业，或有司别立安设。”也就是要强迫他们劳动就业，改变旧习，成为自理有用之人。清代这么做，就是以防止他们滋生事端，扰乱社会治安。这种做法当然能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但是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乞丐这一社会问题。（来源：北京青年报 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