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政协委员陈一丹：企业办学需要突破三大难题
今年的深圳”两会”上，深圳市政协委员陈一丹的一份提案与教育改革有关，名为“以改革创新精神，鼓励成功企业等社会资源加入教育事业”。
陈一丹是腾讯公司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去年，他卸下腾讯首席行政官一职，改任终身荣誉顾问，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公益慈善，特别是教育领域。陈一丹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并任荣誉理事长。
在提案中，陈一丹首先指出教育领域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是教育领域缺乏资源，另一方面是有责任感的成功企业有强烈的办学意愿，希望提升中国教育水平。因为体制的滞后，教育领域与社会力量之间没有打通，妨碍了教育的提升，也浪费了社会资源。
陈一丹呼吁，政府创设有利的制度环境，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深圳历来引领改革之风，在引入成功企业办学方面也有了一些经验，应加大探索力度，为全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推动教育改革，社会力量办学是其中的有效途径
深圳在企业办学方面已有一些案例，腾讯、华强、百仕达集团走在了前列。
10多年前，百仕达集团创办了民办模式的百仕达小学，迄今已是很好的示范品牌。去年6月，华强集团与深圳大学签约，拟投入1.5亿元，与深圳大学合作以校设学院的模式，建立一个国际水准的商学院。
腾讯则是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与深圳福田区政府合作，创办了深圳明德实验学校，这是一家从小学到高中12年一贯制的公立学校，尝试了新型的委托管理办学模式。按合作办学协议，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在办学机制实施突破，包括政企双方设立公益教育基金会承办、实行校董会下校长负责的办学机制、公办经费按生均经费标准拨付、创新资金来源由独立基金会自行筹集、建立以岗位为核心的人事劳资制度，实行按教师绩效考核的薪酬福利体系、遵信“绩效责任”，由办学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委托管理方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绩效责任书。校董会在国内国际范围内公开招聘了有成功教育经验的校长后、校长已着手开展学校教学创新，探索个性化教育教学模式、逐步探索小班化教学、分层教学、走班制、学分制、导师制等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改进教育教学评价方式，探索基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多元评价机制开展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建立数字化校园等。
陈一丹说，学校教育基金会和校董会的职责是为学校运营创造舞台空间和舞台环境，校长班子的职责是在教学和培养人才的舞台上出品高质量的内容。
社会力量办学面临的问题
陈一丹在提案中指出，虽然有一些好的尝试案例，受传统教育体制习惯长期影响，大部分学校的自主空间还是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减少了企业等社会团体办学的热情意愿，产生畏难和观望的态度，不利于社会资源加入到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中去。
提案具体指出了三个方面的瓶颈：企业办学的开办标准较高，暂无法得到主管有关部门合理规划与针对性的政策资金对口； 公办教育引入社会办学力量的限制过多，有心办教育者往往无权参与；近年来教育经费中来字社会捐赠或投入的比例在减少，学校办学和教学的自主权多年来未有实质性突破，致使企业等社会团体办学的生存环境无法得到实质性突破和改善。
对于现有的企业办学案例，社会上也有观望态度，认为明德实验学校虽然有了现代学校的初步架构，但能否继续有所突破，还取决于政府能否继续向学校放权，取决于能否推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化解去行政化改革的外部困境。
对于这些社会观点，陈一丹很认同，同时认为也是社会对探索新型模式办学的一种期望，是需要政府、办学各方和校方自身来共同努力。
三点建议
在提案中，陈一丹的第一个建议，是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通过简政放权，通过政策，将学校自主权更多给予学校，使学校可以更多地引入成功企业和优资社会力量加入教育。
陈一丹认为，新型的政校关系应有三个特征：政学分离、学校自主办学和教育家办学。
第二个建议是，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不断创新课程教学，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教育产品，进一步满足公众多样化、选择性的教育需求。
陈一丹认为，政府职能应从“教师”向“导师”转变，从自己直接管办教育，转变为制定标准、监督检查、维护市场秩序、维护教育质量的评估和保障体系等更为基本的管理服务。
第三个建议是科学放权，提升学校办学活力。近年推行的课程改革，应深化为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因为学校如果缺乏活力，课程改革也无从谈起。
陈一丹说，社会资源有强烈的办学热情和能力，没有相应系统的政策提供和制度保障就不能有效激发出来。教育一方面是基础的社会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又是社会公民的素质提升问题，都要兼顾，都要持续发展。所以，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深入研究，试点突破和检验，制定整体的准入和导向政策，持续吸纳真正“有心有力”的社会力量，让不同类型的办学力量持续加厚，多层次满足入学保障、教育质量提升、高等院校贴近市场促成成果转化等社会对教育的不同需求。
最后，陈一丹认为，深圳的教育改革应走在前沿：一是让学校教学本身更加宽松和自主，营造更多学校自主创新的土壤和政策环境；二是保持开放心态，使得制度具有能够适时地吸纳、转化社会创新成果的弹性和灵活性，吸引更多有社会责任的优质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到教育事业里来。
资料一：深圳民办学校的贡献
从1990年诞生第一所民办学校至今，深圳的社会力量办学已走过20年的发展历史。根据市教育局最新数据显示，深圳中小学校共649所，其中民办学校239所，在校生42.1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38.2%，教职工2.8万人，占教职工总数36.8%。而全市民办幼儿园1251所，占全市幼儿园总数95.3%。
资料二：深圳企业办学的三个案例
1、深圳百仕达小学
由百仕达集团创办，是一所民办小学，已有10多年历史，是深圳在义务教育阶段校企合作的示范，树立起 “百仕达小学”的教育品牌。
该校逐步形成了三大鲜明的办学特色：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潜能的“小班化”教育模式；“学以致用”的任务型英语教学；“导行在先”的“模块”德育活动。
百仕达小学是企业办学的先行者，已被社会认可，表明有实力、有责任感的企业参与办学，是未来教育改革的重要一步。
2、深圳大学与深圳华强集团的合作
2013年6月4日，深圳大学与深圳华强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深大拟在前海建设一所具有国际水准和影响力的商学院。华强集团投入1.5亿元。
3、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福田区政府和腾讯公益基金会联合创办。是一所12年一贯制公立学校，委托明德实验公益教育基金会承办。政府提供学校用地、校舍建设、设施设备配置，学校的公办教育成本每年由福田区教育局按生均经费标准拨付。此外，由腾讯公益基金会捐资5000万元联合福田区政府共同发起的教育基金会作为学校创新资金来源。这种公立学校委托管理、独立公益教育基金会承办，实行校董会下校长负责的办学机制。
明德学校的委托管理办学模式，由政企双方或双方指定的代表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独立教育基金会作为学校的委托管理方，同时也作为学校的管理主体。在经费与人事问题上，政企双方共同筹措办学资金来源，建立以岗位为核心的人事劳资制度，形成竞争、开放、流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教师队伍实行“契约”管理，通过合约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学校利用政府拨付的经费及自行筹集的资金，在国家法律允许条件下，实行自主绩效工资福利体系，自行设定薪酬标准，体现优绩优酬，充分发挥激励作用。上述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发挥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资料三：深圳市政协委员陈一丹提案全文
以改革创新精神
鼓励成功企业等社会资源加入教育事业
（深圳市政协委员、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终身荣誉顾问，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
2014.1
教育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体制则是决定教育发展的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总体要求，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毫不动摇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民办教育资源配置导向作用，大胆创新办学体制，加快落实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平等地位，全面深化民办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教育改革既是一项突出而紧迫的时代任务，也是进一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需要。基于这一战略性考虑，仔细反思、规划中国目前教育体制，是一个十分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一、我国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发展现状及存在主要问题
1、社会力量办学发展现状
一直以来，社会力量办学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以社会力量办学中的民办学校为例，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3.99万所，比上年增加0.91万所；招生1454.03万人，比上年增加53.16万人；各类教育在校生达3911.02万人，比上年增加197.12万人。其中：
在以上民办学校中，除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及其在校生有所减少外，其余学校及其在校生数量均呈增长趋势。
在全面推进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积极鼓励引导企业等社会团体兴办教育是一直深圳政府履行的重要职责。经过积极探索，大胆尝试，深圳社会力量办学取得了可喜进步。从1990年诞生第一所民办学校至今，深圳的社会力量办学已走过20年的发展历史。根据市教育局最新数据显示，深圳中小学校共649所，在校生110.2万人，教职工7.6万人。其中民办学校239所，在校生42.1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38.2%，教职工2.8万人，占教职工总数36.8%。而全市民办幼儿园1251所，占全市幼儿园总数95.3%。同时，社会力量办学在满足外来人员子女就读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统计，全市非深户籍学生74.6万人，55%就读于民办学校。由此可见，深圳社会力量办学正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并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分担了深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政府投入的压力，缓解了在深非户籍人员子女读书学位紧缺的矛盾，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收入群体对子女接受教育的选择性需求。
近年来，随着社会力量办学在我国教育序列的分量日渐加重，以及国家、地方政策扶持及人们对教育需求的日趋多元化，企业等社会团体兴办教育取得巨大进步同时，实现了从国家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使办学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成为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作为改革排头兵的深圳，已涌现出诸如腾讯、华强、百仕达集团等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企业，走在了投入办学的前列，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在办学方面进行了诸多大胆的制度性探索与创新，除了民办在规范制度下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外，还有公立社会办、校企联合、政企校一体化等新模式。在此背景下，出现一批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典范，有效满足了群众多样化教育需求。
比如成立已有十余年的民办性质的深圳百仕达小学，是深圳在义务教育阶段校企合作的示范。通过不断尝试与创新，该校逐步形成了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潜能的“小班化”教育模式、“学以致用”的任务型英语教学及“导行在先”的“模块”德育活动等三大鲜明的办学特色，逐步树立起 “百仕达小学”的教育品牌。学校把创办与世界教育接轨的优质学校、培养能走向世界的优秀人才作为办学目标，不断优化育人环境、优化育人过程、优化教育活动、优化评价方式，因而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办学特色逐步凸显。
百仕达小学的先行与被社会的认可表明社会中有实力，同时也有意愿的企业参与办学正呈现出的蓬勃发展态势，以及这类企业在资金保障、师资引进、教学创新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从而实现了由政府包揽办学转向办学主体多元，由公办教育单行发展转向公办、民办教育并行发展。这些趋势从中折射出教育的活力源于体制创新，让更多有实力、有社会责任与意愿的企业等社会团体参与到办学中来，将是未来我国教育迈向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2、社会力量办学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传统教育体制限制，目前我国教育领域里依然存在学校管理和教育实践的自主权没有发挥出来的状况，对成功企业运用运营经验、企业资源、社会影响去参与到教育事业，尚处于探索一些符合教育规律的引导和鼓励的阶段，因此进入从严和自主权限制从严的情况下，自然减少了企业等社会团体办学的热情意愿，产生畏难和观望的态度，不利于社会资源加入到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中去。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仍有一些突出的短板，尤其是近年来，在强化主管部门教育责任的同时，教育发展存在一种结构性失调，为企业等社会团体办学带来诸多体制性问题：
（1）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开办标准对经费用地、学生规模等要求较高，暂无法得到主管有关部门合理规划与针对性政策资金扶持；
（2）社会教育资源仍然不足，同时政策门槛相对较高对多方资金和社会力量进入限制过多，有心办教育者往往无权办教育；
（3）近年来由于来自社会各方投入及捐赠的教育经费比例相对持续减少，致使企业等社会团体办学的生存环境无法得到实质性突破和改善。
其实企业等社会团体办学真正诉求并不完全是依靠政府资金扶持，更需要的是政府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为教育体制改革创设有利的制度环境，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
为此，也特别需要深化对政府管理功能的认识，深圳在此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制度性探索与创新。福田区政府和腾讯公益基金会联合创办的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是一所12年一贯制公立学校，委托明德实验公益教育基金会承办。明德实验学校是公立学校，政府提供学校用地、校舍建设、设施设备配置，学校的公办教育成本每年由福田区教育局按生均经费标准拨付。此外，由腾讯公益基金会捐资5000万元联合福田区政府共同发起的教育基金会作为学校创新资金来源。这种公立学校委托管理、独立公益教育基金会承办，实行校董会下校长负责的办学机制，成为我国目前基础教育体系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也是办学双方共同探索现代学校办学机制、管理制度和教育教学创新与改革方面的一次深入实践。
对于明德学校的创新，社会人士也存在一些担忧：学校有了现代学校的初步架构，但能否继续有所突破，这还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政府能否继续向学校放权；二是能否推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化解去行政化改革的外部困境。事实上，上述两个方面不仅是明德需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我国教育进行深度改革所要面对的关键节点，教育改革试点也就承载了，改革是否成功与经验能否辐射的考验。
二、解决当前社会力量办学存在问题的建议
政策创新开启活力源泉。只有在不断深化教育投入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中，充分融合企业等社会团体的教育资源优势，构建企教合作发展、互惠双赢新机制，才能更好激发社会力量办学的活力。
1、由政府主导，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公平、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按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加大教育对内对外的开放，扩大社会参与，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转变政府职能，针对一些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弊端，按十八大报告提出政府转型的要求是“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即通过简政放权，将学校自主权更多给予学校，出台符合规范办学制度下的鼓励政策，使得学校可以更多地引入成功企业和优资社会力量加入教育。其实，政府深入调研和出台符合教育办学规律的鼓励政策，使教育更加开放更有力量，又符合教育本身不偏离办学轨道的社会功能，营造好的教育政策环境，是值得教育主管部门去大力推动的。
同时，新模式的办学，经过论证后可以大胆探索。比如明德学校的委托管理办学模式，由政企双方或双方指定的代表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独立教育基金会作为学校的委托管理方，同时也作为学校的管理主体。在经费与人事问题上，政企双方共同筹措办学资金来源，建立以岗位为核心的人事劳资制度，形成竞争、开放、流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教师队伍实行“契约”管理，通过合约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学校利用政府拨付的经费及自行筹集的资金，在国家法律允许条件下，实行自主绩效工资福利体系，自行设定薪酬标准，体现优绩优酬，充分发挥激励作用。上述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发挥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2、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不断创新课程教学，满足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通过实行管办评分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管理、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第三方独立评价等多种手段，促进社会自我管理，构建以政学分离、学校自主办学和教育家办学为特征的新型的政校关系。在利益多元化、全民教育和学习化环境的社会格局中，通过扩大社会参与来改善教育服务，形成社会化、竞争性的提供机制，形成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教育产品，进一步满足公众多样化、选择性的教育需求。使政府职能从“教师”向“导师”转变，从自己直接管办教育，转变为制定标准、监督检查、维护市场秩序等更为基本的管理服务。
在此方面，明德学校在认真落实国家课程和教材相关使用要求基础上，积极开发校本课程，引进优秀国际课程，构建多元化课程体系，探索国际化、个性化教育教学模式，引进国外先进教学理念，落实自主、合作、探究式等教学。逐步探索小班化教学、分层教学、走班制、导师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实行学生的全面化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同时改进教学评价方式，探索给予学生全面发展的多元评价机制改革，构建科学、多样的学业评价、综合素质评价标准和方式，开展由政府、学校、家长和社会各方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
3、科学放权，有效提升各类学校办学活力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以及高校开展的主要是新课程改革。当前，可能需要一场深刻转变：从改革课程深化为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因为学校是最基本的办学载体，如果学校缺乏活力，教育改革就难以真正落实。中国历来重教兴学，今天也有许多教师家长、企业等社会团体具有强烈的办学热情和能力，但却苦于没有相应的制度提供。如果地方政府通过委托管理的改革，将一部分学校交由他们管理，将会打破目前僵硬格局，有效化转薄弱资源、提升教育质量，同时增加教育服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创造条件，在最贴近市场的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让企业获取第一手科技创新资源和人才资源、承担国家、省市级重大项目课题，以及获得税收优惠等红利，鼓励企业与学校自由合作，极大提升地方和国家的创新力量，高效促成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
2013年6月4日，深圳大学与深圳华强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华强集团将投入1.5亿元用于支持深大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现代化一流大学。在华强集团的支持下，通过校企合作的形式，深大拟在前海建设一所具有国际水准和影响力的商学院。而深圳大学的成果将优先在华强集团进行转化。根据规划，商学院将参考国内外成功商学院的办学模式，结合深大特点和深圳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吸引社会各界的资金及人才，参与深圳大学的办学，有利于学校利用多方资源增强实力，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企业各界也将从中获得创新优势。
根据家长和学生的自我诉求和社会发展需求，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可行方向与路径应该是：通过办学资源的多元化，使我们各级学校成为能对学生、社会和国家负责，以追求科学创新、传播知识和培育人才为己任，充满活力与人文关怀的自主办学机构。深圳作为改革前沿，教育改革也应走在前沿，一是让学校教学本身更加宽松和自主，营造更多学校自主创新的土壤和政策环境；二是保持开放心态，使得制度具有能够适时地吸纳、转化社会创新成果的弹性和灵活性，吸引更多有社会责任的优质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到教育事业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