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深圳限购扯掉行政服务遮羞布

　　深圳市政府12月29日17时40分突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的通告》，抛出“限购令”，同时公布“限外”方案。发布会上，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陈惠港宣布了“限购令”。（12月30日人民网）

　　毋庸置疑，“限购令”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环境，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但即便如此，“限购令”也不能搞“半夜鸡叫”，采用突袭战术让市民猝不及防。如此，背了法律的规定和精神，理应摒弃。

　　前不久，立法法草案明确提出了对于地方限购政策，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来完善。然而，深圳市的“限购令”，明显是在新立法法修订之前出台，意图避开新立法法所带来的羁绊。问题是，即便限购令对于“控量、防堵、治霾”具有积极作用，也要遵循行政服务应有的内涵和本义，不能让市民合法权益为限购政策施行让路。

　　作为行政服务，理应遵循便民、公开、高效的原则，最大程度满足公民的需求。反观深圳市的“限购令”，虽然保证了办事效率，但是并没有以市民可以接受的手段和方法搞好行政服务。对于“限购令”而言，相关部门应该在民意与政策上寻找一个平衡点，在赋予市民相应权利的同时，让政策同步跟进。

　　应该说，“限购令”可以出台，但要遵循相关程序，比如在听证会前置、缓冲期设定等方面，都需要严格进行把关和落实，别让公民的权利保障成为奢望。同时，限牌政策的突然出台，肯定会影响到部分市民的购车刚性需求，相关部门如何通过发展公共交通设施，提高交通运载能力，进一步满足市民的出行要求，也应该成为行政服务的重要内容。

　　本质上，行政部门的做法应考量公众利益，不能为实现某一目的而损害公众合法权益。对于“限购令”的突袭，深圳市也是在借鉴外地“先进经验”，但是这并不代表就是正确无误的。其他城市的做法，并不都是金科玉律，也存在与行政服务内涵相悖的情形，应该予以纠正和完善。如果深圳市的相关部门再照抄照搬，岂不沦为“恶性政策”的帮凶？

　　由此，深圳市的相关部门，还是多在行政服务的内涵和本质上多点思考，不要让政策的制定施行背离行政服务的初衷。即便，缺乏具体法律规定的兜底，也不能肆意为之，而是让政策更加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