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工商界领袖马万祺去世 曾向中央建言在澳驻军

　　马万祺

　　男，汉族，1919年生，广东广州人，大学学历，澳门东亚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博士学位，暨南大学名誉博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澳门中华总商会永远会长，澳门大华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1938—1941年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并出任经理

　　1941—1944年移居澳门，先后与友人组织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恒记公司等任总监督、总经理等职

　　1944—1946年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

　　1946—1947年组织新中行

　　1947—1948年组织大华行任总经理、董事长

　　1948—1950年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

　　1950— 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理事长、名誉顾问等，澳门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1952年），在澳门任篮排球总会、乒乓总会、游泳总会、象棋总会等会长，澳门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咨询会主席，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商训夜中学、广大中学、青洲小学、镜平小学等校董会主席；在内地任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投资公司董事、副董事长等职；曾任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仲恺农业学院副董事长，广州大学、南海中学、何香凝纪念学校名誉校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名誉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澳门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澳门中华总商会永远会长，澳门大华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万祺先生，因病于2014年5月26日18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1919.12.12~2014.5.26

　　澳门老人的长寿秘诀

　　爱诗词不爱烟酒

　　始终对生活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谈到自己的一生喜好，马万祺先生曾在201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熟悉我的人都晓得，我爱写诗词。早在1931年，在广州公民学校学习过程中，素喜国文的我就喜爱骈文词句的精炼。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宣告南京解放。我闻讯，兴奋异常，夜不能寐，曾赋诗言志：“闻道大军过长江，雄师勇猛世无双。滔滔天堑等闲渡，楚楚南都旦夕亡。箪食壶浆迎解放，佳肴旨酒庆重光。倒悬已解人欢畅，歼尽顽军早建邦。”

　　1998年12月20日，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澳门回归倒计时牌揭幕时，我十分激动，曾当场即兴赋诗一首：“卜灯屈指报佳期，告慰神州父老知。历史广场分秒显，慈怀计日庆相依。”在澳门回归这一举世瞩目的特殊时刻，我刚刚参加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激动难抑，填过词《调寄临江仙》：“四百余年长盼望，澳门今喜回归。普天同庆贺佳期，神州歌盛事，国土尽朝晖。领袖亲临情万丈，五洲宾客增辉。政权交接纪威仪，光荣留史册，妈阁展雄姿。”

　　大家都说，诗言志，词咏情。我写的每一首诗词都记录了我的亲见亲闻，都是有真实的感受才真情流露的。我的诗词既是人生感触的抒写，也是历史风云的记录。 或抒情，或言志，或感时，或记事，或赞美祖国江山的壮丽，或有赠与至爱亲朋。

　　1990年7月，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宣告成立，首次会员大会上，大家都推选我为名誉会长。

　　前些年，夫人罗柏心因病离世。1943年1月，我们结婚、成家。婚后，我们尽管历风霜雨雪，夫妻恩爱如一，相敬如宾，爱国思想忠贞不渝，服务社会热情高涨。我和夫人志同道合，在思想上、立场上都是一致的。她和我一样，有正义感、爱祖国、爱澳门，全身心投入妇女工作，促进澳门平稳过渡。我们相濡以沫，其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人生困苦，但我们始终并肩而行。她走了，我一直怀念她。

　　让我知足的是，我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大家庭，孩子都是学有所长，事业有成，热心服务社会。我向来重视对儿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儿孙从小爱国爱人民。我常告诫自己及子女切不可忘记坎坷苦难，必须向有困难者伸出援助之手；同时要“施己慎勿忘，施人慎勿记”，谨记曾经援助过自己、教育过自己的良师益友。为国为民为社会而疏财仗义，是我为人的宗旨。

　　我对生活始终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生活很有条理，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以前打打太极拳，散散步，现在只是看看书，写写诗，看看孙儿，会会友。

　　 老人背后的三大家族

　　澳门发展离不开崔、何、马三大家族

　　在澳门，崔家、何家、马家广为人知，并称为“澳门三大家族”，澳门的发展离不开这三大家族。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联合声明，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88年，崔德祺参加《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被推举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马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

　　澳门三大家族在澳门回归前后始终十分关注内地的发展，与内地不少政治经济界人士保持了良好关系。以马万祺为例，周总理曾亲切地称马万祺为“我们党的忠实老朋友”。叶剑英还是马万祺次子的媒人，为马有恒介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认识，最终马、荣二人结为秦晋之好。

　　澳门三大家族的产业也涉足澳门经济的方方面面。崔德祺在1949年联同业内知名人士创建澳门建筑置业商会，使建筑业成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之一。何家则靠金融起步，控股大丰银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马万祺先后组建以经销中国内地的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内地的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中国国华公司等，涉足产业非常多元化。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改革开放初期，马万祺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议“应该发动侨胞投资祖国”。在深圳特区成立之初，马万祺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了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了从澳门到广州的4座大桥。此外，马万祺还与何贤和旅港南海商会捐资350万港元复办南海中学，独资捐建南海医院门诊大楼，捐资380万港元建造佛山市文化中心。

　　2010年4月29日，在北京贵宾楼，记者见到了这位精神矍铄、温和儒雅的“澳门老人”。意外的是，已经91岁的马万祺老人的普通话比记者想象的要流利，尽管采访过程中仍不免有个别词语听不太清楚，但每遇这种情况，老人便会认真地取出笔来将记者听不懂的话写在纸上。尽管已步入耄耋高龄，老人的思路依然很清晰，他向记者讲起了他的澳门往事……

　 　马万祺四年前回忆澳门往事，回归前向中央建言

　　澳门一定要驻军

　　你没有驻军，

　　有什么事情怎么办

　　从香港到澳门

　　《诗经大雅行苇》有“寿考维祺”句，《荀子》有“俨然壮然祺然”句，父亲就给我起乳名“阿祺”好了，学名为“万祺”。

　　1919年12月12日，我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父亲40岁才生我，在为我取名时他想到，乱世中的人们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使百姓能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国泰民安，而《诗经大雅行苇》有“寿考维祺”句，《荀子》有“俨然壮然祺然”句，父亲就给我起乳名“阿祺”好了，学名为“万祺”。

　　1934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事业追求发生突然转变的一年。这一年8月，父亲突发脑溢血而辞世。当时，我刚参加初二结业式，正怀抱将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为振兴中华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壮志。南岸马氏家族的马合成堂的全部财政经营一向由父亲负责。现在父亲突然病故，几位叔伯都认为我为人忠厚肯干，希望我继承父业管理马合成堂的财产物业。1936年底，我开始真正涉足商场。我为人随和，商运通顺，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坚持原则。

　　1938年，广州沦陷，我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这时，我并没有悲观消极，我知道红军长征的伟绩，寄予厚望。我在广州沦陷后避居香港，成立泰生行和永裕昌行。1941年12月，日寇铁蹄踏进香港，我创下的一点基业被日寇掠夺，所幸的是，我因处理商务滞留澳门，免遭战祸。

　　香港沦陷后，我又移居澳门。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澳门。到澳门后，我开始在这里拓展事业，先后在澳门组建了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等公司。1948年，我加入了澳门最大的民间组织中华总商会。作为中华总商会的负责人之一，在维护澳门工商界正当权益的时候，我总是站在最前面。

　　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在1954年。那是共和国成立5周年，我以港澳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盛大游行，晚上还同10多万群众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跳舞观烟花。我长期不能释怀的是，澳门当时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向中央建议澳门一定要驻军

　　有驻澳部队做坚强后盾，对犯罪分子是强大威慑，澳门的警察也更有胆量，腰板更硬了。

　　“莲花喜爱艳阳天，安定繁荣美景妍，祖国关怀恩义重，前途似锦众心坚。”这是我写的一首诗，也是我对澳门回归以来的总结。1999年12月20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跨境，威风凛凛地站在受殖民统治百年的澳门土地上时，10多万居民自发地夹道欢迎，场面热烈，不知多少澳门人为此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但许多人不知道，早在澳门即将回归的动议之前，葡萄牙政府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提出，多年来葡方在澳门没有驻军，中方也不能驻军。当时中方一位谈判人员认同葡方这一意见。我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向相关部门负责人表达强烈意见，请即向中央反映，非常坚决要求在澳门驻军—驻军反映国家主权，你没有驻军，有什么事情怎么办，无论多无论少，一定得有驻军，这是国家主权问题。

　　中央接到我对澳门必须驻军的意见后，经过一段时间详细研究，相关部门负责人便转告我，中央同意我的意见，“一定在澳门驻军，请放心”。事后证明，中央驻军澳门的决策与我的看法是相同的。

　　1999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命令，宣布20日，驻澳部队进入澳门开始履行澳门防务职责。这是近400年来，驻军澳门的第一支中国军队。澳门回归前，治安状况很不好，有条件的家庭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澳门回归以后，治安好了很多，整个社会环境平静、安宁。有驻澳部队做坚强后盾，对犯罪分子是强大威慑，澳门的警察也更有胆量，腰板更硬了。

　　我从上世纪40年代到澳门，至今已有60多年了，期间澳门经历了几多沧桑，几多坎坷，我为什么不到其他地方去，对澳门始终不离不弃呢？几十年来，澳门的很多社团是由我负责的，如教育、体育、中华总商会等工作，实在是离不开。我离不开澳门，澳门也需要我。我几十年来所做的这些工作也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只是心存爱国爱澳之心，做一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

　　 我与叶剑英和邓小平

　　在我眼里，邓小平先生不仅是一个老朋友，更是一位伟人。我们两家人一直保持着友谊，我们的下一代也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大儿子马有建、二儿子马有恒小学毕业后都被送到内地学习。1965年，马有建在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钢工作。1967年，叶剑英为了保护马有恒，让他住在家中，并叫他不要外出惹麻烦，并常叫马有建到他家居住，对我的两个儿子关心照顾有如子侄。

　　1967年，为了感激叶帅对两个儿子的照顾，我来到北京拜谒叶帅。当时，已是71岁高龄的叶帅迈着大步在寓所迎接我。叶帅感慨万分，但他对国家的发展还是充满信心。此后，我每年都来内地，看望叶帅等友人。

　　197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宴请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代表，我被邀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代表招待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先生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的晚宴上，我有幸坐在邓小平先生旁边。那是他第一次和我谈话，我感到很亲切。他谈到国家当时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计划时说，中国现在政治局面和社会情况已得到稳定，但国民经济还不是很强大。他希望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团结起来，共同参加祖国的建设。

　　我和邓小平先生的交往后来日益增多。邓小平先生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我们两家人一直保持着友谊，我们的下一代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在我眼里，邓小平先生不仅是一个老朋友，更是一位伟人。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遗憾的是，邓小平先生作为这一方针的制定者，却未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邓小平先生在九泉之下可以宽慰的是，“一国两制”得到成功实践。我们港澳同胞一直都非常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