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靖国神社者的困顿与坚持

　　6月11日，刘强来到日本驻广州总领馆后脱下外套，亮出自己花4小时文出的“精忠报国”四字

　　摄影/本报记者 李晨

　　刘强在韩国警局被带出时媒体采访到他的画面

　　刘强火烧靖国神社后日本电视台播出的救火画面

　　星期三，刘强会定期出现在日本驻广州总领馆门前。最近一次，他展示的新作是“日本谢罪”。

　　火烧靖国神社，让刘强的人生轨迹突然转向。在这条路上，他甚至不惜偏执地前行。

　　“被我点燃的，将不会是仇恨的野火。我想要烧毁一切腐朽、自私和怯懦。”他说。

　　2011年，他在日本靖国神社纵火；2012年，他向日本驻韩使馆投掷燃烧瓶。一年牢狱之后躲过了被引渡日本的灾祸，被释放回国；但这之后又步入了意料之外的其他困境。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卷入中日关系的程度比一般人更深。尽管他应用“二分法”，以更宽容的态度看待日本，但40年以来，他的人生轨迹从未真正脱离过两国之间的漩涡。有人夸他爱国真勇士，有人贬他非理性冲动。刚刚度过不惑之年的刘强，仍在独自左冲右突之间寻求意义。“被我点燃的，将不会是仇恨的野火。我想要烧毁一切腐朽、自私和怯懦。”他说。

　　文艺表演

　　刘强独自站在人群中，被协警和酒店工作人员团团围住。在等待派出所民警“接走”的间歇，刘强变换着普通话、粤语并偶尔夹杂英语不肯作罢，高声和众人理论。

　　“中国人的丑陋，不要在这儿抖搂。”

　　刘强停嘴，花园酒店门前的这个小圈子也暂归静默，唯有一名协警手里的小相机在咔嚓作响，一名酒店安保人员的右脸在激烈抖动。

　　因为阻拦刘强进入酒店，这名安保人员20分钟前刚和他起了冲突，现在正不肯示弱地回应着对方的近距离逼视，勉力维护着此刻的平静。

　　刘强原本穿着一套从广州战士歌舞团订做的07式军礼服（它的现实功用，是“新四军后代合唱团演出礼服”），此刻身上剩的一件白衬衫被广州6月份的天气溻湿了贴在脊背上，隐隐透出一周前刚刚文上去的“精忠报国”四个字。20分钟前，他刚刚脱光了上衣，在花园酒店的门前展示了这件新作，以及其他几幅写在宣纸上的书法作品—“日本谢罪”、“中华崛起”。此前还有几次，他边展示边唱歌，边用手指向斜插在不远处的日本国旗—偶尔还会做出手枪的手形。

　　位于越秀区华乐路的花园酒店，是日本驻广州总领馆的馆址。对于上述系列行为，刘强自我定义为“文艺表演”。他不聚众，只偶尔带个朋友为他拍照留念。他说，他想要通过此举提振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自信心。

　　这一天是6月11日，是自今年2月5日以来刘强第六次来总领馆门口做“表演”。他表示，自己与这里做保卫的武警、工作人员以及派出所的民警都已相熟，每次活动之后都被警方或相关人员带走，例行公事地做登记等简单处理。

　　一工作人员在与刘强争吵间歇皱眉表示：“我们不反对搞示威活动，但他的行为经常有点偏激……”

　　警车驶进来了。刘强敛起了他的衣服、书法作品，主动迎了上去，车门被打开的同时笑问：“今天来的是哪位警官啊？”

　　抗战世家

　　1974年6月20日，刘强生于上海市。爷爷是老红军、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团长刘别生，历经抗日和内战的枪林弹雨，1945年牺牲于抢夺地盘的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奶奶也曾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军部机要。

　　刘强从小不在父母身边，上学前由外婆带大。1985年12月，外婆杨英在去世之前将自己的身世透露给刘强：她原名李南英，生于平壤，1942年被日军抓到中国做慰安妇，战争结束后留在中国，婚嫁生女；杨英的父亲，也就是刘强的外曾祖父李胜式，由于在日占期坚持在首尔中学教授韩语，被日军监禁并拷打致死。

　　儿时的刘强并没有种下反战或仇日的种子。所有家族记忆中让他铭记犹新的一段是：抗战胜利前夕，致爷爷于死命的，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重机枪。刘强对此的评价是：三发子弹点射啊，打得那么准，他不去打日本人。

　　读初二那年，刘强坐在父亲的一位台湾友人身边看了一出叫“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的话剧，他记得这位老先生深受追捧，为人温良谦和。事后随着慢慢长大，他才读到这位老先生的著作《丑陋的中国人》。而比柏杨这个名字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他至今仍挂在嘴边、老先生对于中国人不留情面的批驳—自私！怯懦！窝里斗！

　　18岁时，刘强开始学习日语，并且在培训班上认识了第一个日本朋友。对日本人，他将“两分法”沿用至今—恨而不怨。恨的是军国主义，但对当代日本人无怨。

　　生于一个军二代家庭有时会让刘强感到某种压抑。“我爸爸躲在我爷爷的光环后面。不过你在网上输入他的名字+刘别生，是没有关联的，但你搜‘刘强+刘别生’就不一样啦。”他说。

　　1997年，感到上海“压抑”的刘强前往广州，想要“改变”、“提升”自己。他先是在一家日美合资的企业里工作，第一次体验了“在日本人面前讲英语，他才会老实”的经历。2005年，他第一次登上日本国土，在东京游玩之际到靖国神社门口唱了一首新四军军歌。

　　2007年，刘强开始学习心理疗法，刚好在汶川地震之前拿到了心理治疗师的认证，而后他赴川援助。

　　他说，灾民的眼睛触动到了他。这也促使他后来投入到另一场灾难的救援中。

　　“以德报怨”

　　2011年3月，日本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9级地震，地震引发海啸并造成福岛核泄漏。半年后，刘强赴日本参加志愿服务。有朋友拦阻：日本人什么东西，你要去帮他们？刘强淡淡答道：日本人很好的。

　　日后，刘强母亲这样总结儿子赴日：他是怀着以德报怨的心去的。

　　志愿服务期间，他先去和歌山县YMCA学校短训日文。和歌山是二战时日军第四师团61联队的驻地，当地有不少人是侵华日军的后代，提起那段历史，脸上满是骄傲。刘强对此感到愤怒。

　　在学校时，他发现一名教务总长对日本，甚至韩国和台湾学生都毕恭毕敬，只对中国大陆学生颐指气使，而大陆学生则唯唯诺诺。刘强有一次与教务总长吵了起来。

　　“你向中国人道歉！”

　　“为什么要我道歉？”

　　“你家里有没有人是61联队的？在中国烧杀抢掠，不道歉？！”

　　“没有啊，我们是执行军事任务啊。”

　　争执不下，刘强跑到当地一个供奉灵位的神社撒了泡尿。他深刻感到，“这些日本人有很强的心理优越感，虽然战败，但他们自认勇敢、团结。对于历史—他们认为输给美国人可以，但怎么能输给中国人？”

　　在课堂上造句练习时，刘强突然起立：“我们消灭了一小队日本鬼子。”整个国际班掌声雷动；学校联欢会上，刘强在台上一边演奏乐曲，一边讲述南京大屠杀。第二天他就被强行逐出学校。

　　刘强说，他偶尔当了这一把“刺头”，让习惯了用“奴性”眼光看中国的日本人很不舒服。“所以现在日本记者还想抹黑我。”

　　被开除之后刘强开始了“自由行”。去目的地福岛的路上，他在兵库县碰到很多“与土地接近的人民”，感到他们有着不避讳历史问题的朴实，“但那些在大城市的人们，他们与右翼势力接触的机会多，就不一样了。”刘强说。到了福岛，刘强为灾民进行心理疏导，参加义务献血，在那里度过了半个月的平静时光。

　　平静很快被打破。2011年12月18日，仍在志愿服务期间的刘强看到了时政新闻—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日，向日本郑重提出解决慰安妇问题的要求，但遭到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强硬拒绝。在读到这起“双方（领导人）近于争吵”的新闻后，刘强在屈辱和盛怒之下，当即用红笔在自己的白色T恤上涂下了“谢罪”二字。“我当时就回想起了有过慰安妇经历的外婆。”

　　怒火难消。刘强打算“给日本政坛些警觉”、“给右翼分子敲响警钟”。效仿前人，去靖国神社墙外喷漆。而他的一个日本朋友却嫌他胆小，“你算是男人吗？”一次泡温泉时，刘强终于下定决心。为这铤而走险的一步，他足足策划了一个礼拜，甚至设计好了出逃路线。

　　大事预定在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更重要的，是刘强外婆去世的日子，甚至时间都定了下来，凌晨四点—新四军的“四”，同时象征着军国主义之“死”。

　　刘强的志愿服务结束了。

　　纵火靖国神社

　　2011年12月25日，刘强从超市买了4铁罐汽油，塞进行李箱后从福岛乘火车至东京。

　　当天下午，他出现在靖国神社对面，在“踩点”时看到了整个神社被严防死守的态势。他注意到，“神门”是一处可供突破的监控死角，当即锁定神门为袭击目标，随后迅速返回宾馆，绘制行动草图。后三次折返实地查看。是夜，刘强只睡了两个小时。

　　凌晨2：00，刘强换上黑色羽绒服，买了条围巾蒙面，而后开车至距离神门步行5分钟的地方；3：50，他来到踩点过的侧门旁，等待巡逻警车离开，双手一撑，跃过1米高的矮墙，顺势藏在一棵大树底下；3：55，刘强把汽油灌入几个备好的马格利酒瓶中，随后来到神门前，向基座和顶上国徽泼去；4：00，刘强点燃打火机，火焰蹿起。

　　逃离纵火现场的路上，为掩人耳目，他换了装，途中还特意换了另一辆出租车。成田机场飞往韩国的航班就在前方等待，而一名日本警察拦下了车反复查看了刘强的证件。终于，警察挥挥手放行，“提到嗓子眼”的心被放回肚中。他安然逃至韩国。

　　刘强在韩国就势开启了追根寻源之旅。他去了外婆生活过的木浦、大邱，还探访了外曾祖父牺牲的地方—首尔西大门监狱博物馆。“我仿佛感受到了他当年在这里被关押的情景。”好友雷霆回忆刘强的话。

　　于是，刘强竟然真的自投罗网地进了首尔的监狱。2012年1月8日，他来到日本驻韩大使馆前，再次引燃火焰瓶砸将过去。这一次他没有逃跑，而是站在原地。一个日本人在旁边嘶吼：混蛋！历史的问题关我们什么事？！两分钟后他被警察抓捕，后以“放火未遂罪”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刑10个月。

　　这下，日本人知情了。当天仍在警察局录口供时，一群媒体记者闻讯赶来拍摄。玻璃门里面的刘强认出来有日媒，于是面露笑容地迎了过来，他张开双臂，展开身上的黑色大衣，露出白T恤上写着的“谢罪”二字。这一幕被日本ANN新闻拍个正着。

　　大门打开，日本记者问：“在靖国神社的事情，也是你干的吗？”

　　“当然是我干的了！”刘强答。

　　日本媒体由此称呼刘强为“刘被告”、“惯犯”。日方由此通过首尔高等检察厅向韩方提出引渡申请—请求将犯人引渡至日本，就火烧靖国神社接受审判。日方提供的材料称：靖国神社一扇宽27.5米、高14米的木质神门，其中共6处部位被烧损坏，并未造成神门损毁。

　　结果在韩国服刑期满后，是否引渡刘强一案曾三次在首尔开庭审理，韩方派出了10人的律师团队予以辩护，律师之一郑天姝告诉北青报记者，庭审期间刘强的父母也被接到首尔，母亲当庭出示了刘强爷爷刘别生的历史资料，在陈述时哭诉了刘强外婆的经历，令人动容。

　　审判最终作出—首尔高等法院作出了“不允许将罪犯引渡至日本”的裁定。这份决定书明确写道：

　　1.罪犯的动机，是对日本政府就慰安妇等历史事实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的愤怒引起的；

　　2.罪犯的政治理念及对待慰安妇等历史事实的见解，与韩国、中国以及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见解是一致的；

　　3.本案犯罪行为是为了政治大义而实施的。

　　最终结论：本案引渡对象所犯罪行属于政治犯罪，不具备引渡条件，不允许引渡至日本。

　　2013年1月，刘强自由了。在东洋漂泊了15个月后重回祖国的怀抱。

　　据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对此大为光火，安倍晋三发表声明称“非常遗憾”。中国外交人员研判形势，决定让刘强在第二天一早就搭乘首尔飞往上海的航班。刘强刚刚登机，日本派出的行动小组就抵达机场，扑了个空。

　　“躁郁症症状”

　　2013年1月，刘强从韩国被释放回国，之后在上海的家里住了“难熬”的两个月。因为在日本和韩国的行为，上海外事办等部门都找到他来了解情况，给刘家造成了一些影响。“我爸妈就整天说，‘丢人啊’、‘惹麻烦啊’，我爸几乎要跟我脱离父子关系。”刘强说，“如果我有这么个儿子，我肯定引以为豪啊，开心还来不及呢。”

　　对此，刘强父母没有接受采访。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对刘强作出的一份判决中，曾提到“罪犯存在躁郁症症状，但鉴定结果为轻微”。

　　刘强承认曾在韩国某家精神病鉴定医院住了一个月，以配合司法鉴定，但不认为病症对他产生了影响。“人不轻狂枉少年。我早就放弃治疗了。”他自嘲说。

　　之后他离开让他感觉有些压抑的家，重新回到广州。2014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新年之际他筹划着以新的形式表达立场。他知道韩国“慰安妇对策协会”每周三都会到日本驻韩使馆门前抗议，他决定效法。“甲午雪耻”的口号开始被他在不同场合提起。

　　2014年新年刚过，刘强和他的朋友们讨论：再采取暴力的形式不太好啊，莫不如改为“文艺演出”，“用侧面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情绪”。

　　好友雷霆总是记得他说的一句话：我们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永远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放火肯定不行了。他也想过更温和、理性的方法，去游说呼吁其他人，但大家似乎有各自的想法。他希望国人能够团结起来，不再懦弱、窝里斗。这种演出大概就是要振兴起民族自信，感染他人。”雷霆说。

　　刘强会弹钢琴，能唱歌，还写得一手大字。2月2日，他写下了“日本谢罪赔偿”的字幅以及一封表达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大字信。三天后，刘强带着这些作品来到日驻广州总领馆门外，完成了首次表演；12日，他在日本国旗的背景衬托下高举起“中华崛起”的字幅；3月19日再造访时他遭到阻拦，但坚持将“表演”进行下去。

　　困顿与坚持

　　身边有人用恶毒的字眼嘲讽他的行为，也有人认为他代表了“民族血性”。雷霆在几年前第一次接触刘强时，还是他的心理辅导课程的学员，“他很与众不同。他传递出的那种正能量，让人感到正义感和勇气，让人敢于突破自己。”

　　但与众不同给刘强带来了麻烦。他的职业原是外语老师、翻译、心理治疗师，但原本与他有合作的外语培训机构、心理课程培训班，此时纷纷与他断开联系，致使他无收入的状态持续至今已半年，“不用日本人，咱们自己人就把我搞死了。”

　　刘强原本参加了广州的“新四军后代合唱团”，但他认为，他这个“后代”，和其他“后代”并不太合得来。据一位接近刘家的人士介绍，合唱团原本对从韩国回来的刘强尊敬有加，并让其担任合唱团的艺术总监，但自从“使馆表演”逐渐展开后，正副团长相继与刘强闹翻。

　　无处可去之际，刘强想，不如剃了头去自首坐监狱算了。他顶着一头短寸自拍发到朋友圈，旁边配的，是一张《亮剑》中李云龙横刀立马的形象。

　　4月19日，刘强把自己留了多年的长发一剃而净，只留贴着头皮的一层寸头，而后身穿军队作训服对着镜头自拍，并将其作为微信头像沿用至今。“因为焚烧靖国神社的事情未了，下周要去天河区检察院投案自首，所以可能又要坐牢了。自己先剃了头，积极准备中！”他说。

　　从韩国回来后，刘强表示对于监禁、关押等形式已无抵触情绪。相反，他还以上述形式去主动“求监”。他说：“我不愿这么不明不白地自由着。”

　　然而他并没有被投入狱。20天后，天河区检察院让登门而来的刘强去找公安局，而后公安局把他支到派出所，最后派出所民警的反应是“笑呵呵”。

　　除了公、检，刘强登门的还有领事馆。5月，他曾参加韩国驻广州领事馆举行的“岁月号”沉船纪念会，感慨受到了副总领事郑载男的“高规格接待”；近来他正在学习俄语，并到俄罗斯驻广州领事馆，在副领事谢尔盖耶夫的面前演唱了一首俄罗斯国歌。他歌喉不俗，“唱吧”软件里面各种语言的情歌之间，夹着“大刀进行曲”和“万里长城永不倒”。

　　除了这些，没有更多的单位和组织与他有接触。原本应当与他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保钓”人士，也纷纷以某种微妙的原因与他决裂，翻脸为敌。甚至，父母双亲也与他日渐疏远。

　　但在另一面，刘强又总感到周围有人在“关注”着他，让他感到好笑。有一些陌生人时而出现与他联系，他则索性把他们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里。“有（日本）朝日新闻的，有NHK的，有我们国家媒体的，还有有关部门的。我在里面说话没人理我，但他们又不退群，就在那儿看着你。”他说。在和北青报记者谈起刘强时，来自东京电视台的某记者曾拒绝作出评论。

　　6月11日午饭过后，刘强穿上那件笔挺的军装礼服上衣，拿起手机打开“甲午雪耻媒体群”，按下语音键：“我下午又要去文艺表演啦，要不要来看看？”

　　在步行到日本驻广州总领馆的路上，刘强自嘲地说：现在连他们也不来了。

　　文/本报记者 薛雷

　　作者：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