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心：善恶像钢琴的琴键一样交错相依

　　《烈日灼心》是那种你明明发现了它有不少毛病，但还是会喜欢的电影。

　　因为，它真的够劲。

　　前一年的《白日焰火》拿到了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金熊奖，那么，气质及水准与之相仿的《烈日灼心》，显然也值得被写进电影史。

　　这两部影片，都是大多数真正牵挂“中国电影”的人，一直在默默期许的那类品种：认真把一个社会新闻式的故事，拍成一部扎实的电影。

　　在我们的这个国度，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种种诡谲离奇的“社会新闻”，它们当然大多都是偶发的、个体的事件，但确实也有不少与整个民族在快速物质化而精神日益真空的大时代背景相关。

　　这些绝大多数应该归为“刑事案件”的新闻，提供了远比我们的影视剧丰富得多的戏剧性，而且更能见微知著，建构我们对家国、世事的体认。

　　然而可惜的是，如此的一座故事富矿，却很少被电影人开采。坊间时常认为，这缘于严苛的审查体制——诚然，这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但并非全部。实际上，这类电影难编、难拍、难演，同样也让众多电影人望而生畏。

　　因为电影和法制节目不一样，后者只是文字新闻的影像化，目的在于还原案件本身（以及随后的司法过程），它满足的是“发生了什么”，说到底还是“新闻”。而犯罪电影，更多意在“为什么发生”以及“怎么发生的”，因此本质上是“艺术”。

　　好的犯罪电影，不同于重在表现侦破、追缉的警匪动作片或探案推理片，虽然有时也会供应感官刺激（动作）或智力刺激（推理），但都只是副产品，而真正的主菜，还在于人心和人性。

　　所以，犯罪电影的支点是“人”，要为案件相关的各色人等找到各自的性格、各自的反应，尤其是找出犯案者铤而走险的动机、作案后的真实状态，填补出刑侦卷宗里一个个时间点之间的空隙，在剧作上是非常有挑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教父》《唐人街》这一类电影，要比《虎胆龙威》《尼罗河惨案》那一类伟大得多。

　　犯罪，是脱离生活常轨的极致状态，所以总能挤榨出人性里面最极致的那些成分。优质的犯罪电影，就像钢琴的黑白琴键一样，让善与恶、罪与罚，犬牙交错，彼此依存，而制作这样的电影，目的也就不是猎奇，而是记录悲剧。

　　《烈日灼心》就是一出悲剧。时隔七年，一连串的偶然、巧合、冲动，最终又宿命地汇流，令九条性命为此提前消逝。那场惊心动魄的注射死刑段落（公映版已经剪短了很多），邓超[微博]精壮的生命抽搐着结束，其实喻指的是，哪怕这是公权力合法合理的处置，然而人为地剥夺一条生命，也是如此的残忍、沉痛，更遑论人对人的谋杀。

　　可是，生与死，就像烈日照射下的光亮和阴影，本就是一体的两面。死亡总是不期而至，无论多美好的生命，也经常在瞬间永远地终结，更最关键的是，无论如何这也无可挽回，没法补救。正如“灭门血案”之后，邓超等三兄弟的救赎，尽管真诚而努力，但其实又是那么的徒劳无功。

　　这部在表演、美术、置景上都达成了高水准的电影，就像艺术片或纪录片一样，精准还原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质地，但又有着商业片式浓烈曲折的情节强度，既不畏惧还原至恶，也不忘记表现至善，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善恶两极之间，装满了无比丰富、无比斑驳的人性。

　　尽管《烈日灼心》在情节上还是有一些牵强的地方、王珞丹的角色尤其令人遗憾，特别是最终为了通过审查而硬加上的“翻转”结局，其实很大地削弱了故事的力度。但瑕不掩瑜，导演兼编剧曹保平还是创作出了一部难能可贵的电影。他是编剧出身、并且又在电影学院担任剧作老师，从他的前作《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看下来，能分明发现他对犯罪题材的迷恋。他的故事编得精巧、复杂，但又根植于现实质感，他擅长指导表演，大明星在他的戏里，总能焕发夺人的演技。而且作为学院派，他谨慎地平衡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配比，在“视听”上能够吸引人，但又不会像当下的主流商业片那样虚假和低智。

　　所以，就像《白日焰火》一样，本来这类题材严肃但又富含戏剧性的犯罪电影，应该是中国电影的一支生力军——我们的近邻韩国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可惜的是，现实远不是这样，就像长久的雾霾天能出太阳一样，中国影坛能连续两年等到两次“日”头，好像真的已经是我们的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