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到底是亲苏人士还是“反共分子”？
本文摘自《爱因斯坦档案》，［美］弗雷德·杰罗姆著 席玉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爱因斯坦列为“危险分子”并加以监视，首要理由是后者具有所谓“左派”倾向。很多右翼分子当年也频频指责爱因斯坦，称他与共产党组织和苏联交往甚密。倘若我们去除那些不实的指控，这位科学天才的政治立场究竟如何呢？
并非铁杆亲苏人士
如同当时的多数美国人一样，爱因斯坦对苏俄的态度一直摆荡不定，多年来先从微温到冷却，二次大战期间再度回暖。１９４２年１０月，苏军以斯大林格勒一战包围住德军而逆转了狂澜，爱因斯坦也欢欣鼓舞。他在电话里向犹太人苏俄战争救济协会说了这些话：
如果没有苏俄，德国恶犬的目的早已得逞……苏俄人民蒙受了无比的损失与折磨，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亏欠他们一笔庞大的债。
不管在各种工业和科技领域，还是在所有个人所展现的没有小我、没有限度的牺牲上，（苏俄）于战争中的作为突显出它的伟大成就……他们有强烈且一致的意愿去捍卫曾经赢得的东西，而我看到了证明……最后是一个对我们犹太人尤其重要的事实：在俄国，所有民族和文化一律平等不只是口号而已，更是切实的履践……
这是爱因斯坦和苏俄靠得最近的一次。战后，他的称扬逐渐消退，对斯大林政权的反犹行径批评日多。而且，他终生没去过苏联，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曾走遍世界各地，从日本到非洲，从巴勒斯坦到拉丁美洲，对来自莫斯科的无数邀约却是敬谢不敏。
“受同事蛊惑”纯属臆测
联邦调查局新近公开的档案中，有不计其数的矛头指向爱因斯坦多位非常亲近的同事，说他们即使不是左派也至少参加过共产党会议，照理说，爱因斯坦很可能会受到他们的不良影响，甚或已经被影响。兹举一例：
巴格曼曾经数度参加在亨利·克拉克寓所召开的共产党员会议……该线民表示，巴格曼为共产党员也是爱因斯坦博士的助理，不过爱因斯坦并不知情，因为“他只懂数学”。
爱因斯坦带着满脑子的数学迷雾游走天下？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显然是神话。如果调查局的弦外之音是爱因斯坦的同事对他下了共产主义的蛊，他们的巫法显然不是太成功。
事实上，埃德加·胡佛和他的调查局深知爱因斯坦和苏俄之间的歧见。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５日，胡佛的备忘录提及，苏俄在二战刚结束就写信给爱因斯坦，请他到莫斯科定居：
爱因斯坦以私人致函斯大林的方式作了回复……他对此议表达感激，不过有几个问题想问：为什么犹太裔的科学家不被准许位居要津？为什么要在犹太裔科学及研究工作者的路上设置显然不必要的屏障？为什么某些医学界的犹太裔教授未被选入新近才设立的医学院？
不过，只要爱因斯坦声援的目标也是共产党的支持对象，这些文字到底写了什么对胡佛来说完全无关紧要。自从“赤色分子”借种族歧视和私刑现象大兴风浪后，任何声援民权运动的人，如爱因斯坦，起码都是嫌疑犯。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６０年代——在那段时期，相较于积极推动种族平等的人，民权运动工作者更是调查局监搜和骚扰的目标。
虽然爱因斯坦和莫斯科时有歧异，但要说他反共，不如说他“非共”来得准确。综观爱因斯坦一生，他始终视法西斯主义为首要敌人，而在他过世前那几年，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他眼里，远比这个国家出现过的区区少数的共产党人危险更大。这类调查已对这个社会的民主造成重大破坏。
爱因斯坦公开为左翼辩护是为了抵挡右翼日益激烈的攻伐，更是为了对抗军国主义和毫无节制的种族偏见——在他认为，这是急遽又恐怖的偏斜。他虽不喜苏联体制，对自由市场制度也并不热衷。证据之一是，他曾以一篇《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道出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想法：
我认为，对个人的严重戕害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年轻人……被教导成去崇拜强取豪夺的成功……要消弭这些大恶只有一途，那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体…… １９５４年，爱因斯坦写信给坚决反共的美国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清清楚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在我眼里，“共产党阴谋”基本上是个口号……为的是让人民完全没有防卫之力。我不由得又回想起当年的德国，它的民主政体先是被类似的手段削弱，希特勒随后得以轻易地给予其致命一击。我同样相信，除非有远见也愿意牺牲的人起而防卫，否则美国也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