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宇律师：将呼案重审作为司法公开标杆
王振宇律师在接手呼格吉勒图案7年后终于看到了本案卷宗
王振宇律师说“呼案卷宗”具体内容尚不能对外公布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日宣布，经过对呼格吉勒图案的申诉审查，认为本案原审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符合重新审判条件，决定再审。但由于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已经死亡，本案将依法采取书面审理方式，不开庭审理。
目前该案重审程序正在进行中。呼格吉勒图方代理人之一、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王振宇律师刚刚完成卷宗查阅，正在形成书面辩护意见。昨日，王律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前天他已向内蒙古高院寄出了“力主将此案改作开庭审理”的建议和申请，目的是为让呼格吉勒图案的重审能成为司法公开的一个经典样本。”
当时就知道这案子没个头儿
王振宇在2007年就介入了这起“悬案”，为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代理申诉案件的重审。2005年犯罪嫌疑人赵志红落网，供述了自己是呼格吉勒图“4·9奸杀案”的真凶，随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开始了长达9年的上访申诉。王振宇回忆说，内蒙古高院的人对夫妇两人也很同情。但出于种种原因，案件重审还是迟迟没有启动。
记者：您在什么情况下接手了这起案件的代理工作？
王振宇：2007年的时候，有采访过此事的记者朋友把我介绍给了当事人，说当地的律师“可能会受到干扰”。
记者：在代理申诉的过程中，您和内蒙古政法系统有何接触？
王振宇：我当时到了当地，先见了首先爆料的新华社记者，见了疑似真凶的赵志红写下的“偿命申请书”，确定了有这个冤案。但之后我联系法院要看案子的卷宗，却被告知“没有”，所以我就没有阅到过案卷；找当地的代理律师，也说没有。当时内蒙古高院的人还是在躲着这个事，没有人敢负这个责任。
当时我就判断这个事，一时半会儿没个头儿。倒也没有碰到谁来主动干扰，但他们不理你也就是干扰了。因为你摸不着边嘛。
记者：呼格吉勒图父母请的第一任律师曾表示，走正常程序“太难了”。
王振宇：我也是同样的判断。当时去了一看这情况就觉得，没用。知道只有把这个事情变为社会热点，才有可能去启动它重审。这么多冤案，为什么要对这个再审？必须得引起关注，通过各种资源的支持形成民意。我们的司法是重视社会效应的。
记者：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振宇：第一，我国是两审终审制，而重审，本身是一种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它是很特殊的，本身就很难；第二，你想推翻一个已经生效的、把人执行了死刑的判决，难度可想而知，一方面律师又不是侦查机关，掌握资料占有资料的能力就不足，另一方面当地的政法系统即便不是有意识地施加阻力，至少也是不情愿的，要人家自己纠正自己，人家是没有积极性的；第三，我们的司法是不断进步的，所有按照现在的标准看来，过去的案件审理存在一些瑕疵，现在如果开了这个先河，今后的量就会很大；第四，重审对一些人的利益也会产生影响。
何不让案件更公开透明呢？
上周末，王振宇刚刚从呼和浩特带着内蒙古高院提供的案卷回京，这是他代理该案7年来第一次查阅到卷宗。在按照“书面审理”的程序提交辩护方的辩护意见之前，王振宇首先给内蒙古高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他认为只有对重审作开庭审理，才能行使当事人的权利，才能实现司法公开。
记者：目前案件重审所采用的书面审理，是怎样的？
王振宇：这就是一个“关起门来”审理的过程。内蒙古高院会组成一个合议庭，他们把案卷拿来研究、来讨论决定怎么判，那就没你什么事了。他们可能会让辩护律师提交意见，但只是拿来参考，双方之间没有交流。再比如，合议庭会进一步找什么证人，而这些程序作为律师就完全不知情了。
所以我昨天刚刚向内蒙古高院提交了一份建议，希望还是能开庭审理。做好事为什么不公开做呢？
记者：对该案的重审进行开庭，有什么好处？
王振宇：有很多。比如，在法庭上，辩护人有机会针对各种情况进行发言，申诉人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受害人的代理人也可以表达。这样案件的各方意见能得到充分表达，对司法公开，对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律师辩护权的行使都是充分保障。闭门书面审理没有一个详细的模式，而开庭的话就会有很多规定，会通知公诉方、代理律师和证人到场，会有发言的顺序。
内蒙古那边，很多人在接受采访中说了很多关于案情的东西，但这些内容如果不作为证词进入到司法裁量中，那它们就是无效的。所以我现在要申请他们出庭做证人，这只有开庭才能做到。很多证人都需要出庭，比如当时赵志红的办案民警、当年办案的检察官、笔录中的讯问人员。
大家都觉得重审很快就会出结果了，会翻案了。但是你要知道，翻案也有两种翻案—一种叫“疑罪从无”，根据材料来审，不能证明他犯了罪，就把原判推翻了；还有一种是，通过明确查清了事实来推翻。这在法律上是两回事。如果只是书面审的话，做到后一种查清事实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记者：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后，这起案件的重审更加引人关注了。
王振宇：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复查，一方面又关起门来“书面审理”，本身就有点矛盾。你立案公开了，回头结果也公开了，但就是审理的关键过程不公开？
既然这个案件的标本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了，何不让它更公开更透明呢？司法公开，就该拿这个案件当个标杆。所以我给内蒙古高院的建议书中写道：拿出你们的信心和勇气，也给人们以信心。
希望结果不是“疑罪从无”
目前王振宇对呼格吉勒图案的翻案持乐观态度，他透露说家属目前只是希望查明真相，还呼格吉勒图一个清白，对申请国家赔偿还在考虑中。
另外，对当时的办案人员，呼格吉勒图的家属也有很大的抱怨。王振宇也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对我国的司法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怎样才能做到“查清事实”，而不仅是“疑罪从无”？
王振宇：我昨天发给内蒙古高院的另一个建议，就是要调取关于赵志红案和呼格吉勒图案的所有证据—尤其是赵志红案。
记者：内蒙古高院方面曾表示调查取证很困难。
王振宇：如果说调取呼格吉勒图案的证据，确实难。但是可以调赵志红案件的证据啊。把它们收集过来，纳入到这个案件的审查，把他的案件的相关细节跟呼格吉勒图案相印证、两厢确认，证明不是呼格吉勒图干的，就这么简单。一个人不能被杀两次，如果能证明是赵志红杀的，就能把呼格吉勒图给排除了。这就从“疑罪从无”提升到了查清真相。
记者：在8年前对赵志红案件进行审判时，公诉意见中单单少了“4·9奸杀案”。
王振宇：对，但这个案件的卷宗全都有，当时公安肯定对他的案子侦查了，即便是当时审理中断了，要补充侦查，那些证据也应该有。就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现在就我拿到的8本案卷，里面除了新近的的再审立案决定、判决书这些浅层次的材料，其余的都是原先的侦查和判决材料，很多互相重复的内容，但就是没有赵志红的，也没有形成新证据。所以我现在还是比较急切地申请调取证据。我作为律师也可以去收集证据，但那还要法院来质证，而法院自己调取来证据的话，确认性就更强一些。
目前只是审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卷宗还是少，证据种类很单一，很难查清不是他做的—也许最后不能确定是他做的，“疑罪从无”，但我们是希望确定不是他做的。
记者：也就是说最终翻案希望很大，只是定性不一样的问题了？
王振宇：我对最终实现翻案还是乐观的。这是从社会潮流上来判断的，在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
我们国家承认了司法是在不断进步的，承认了这个历史和现状，那现在案件重审的启动方面，门槛是不是应该更低些？事情刚刚出来时，有媒体说呼格吉勒图案是“内蒙古版的聂树斌案”。现在内蒙古版的都有希望了，原版倒还没有动静。
记者：这起案件对司法改革有何启示？
王振宇：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以往我们实行错案追究的制度，追求破案率和判决率作为考核指标，这都会让问题发生。尤其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它的本意是对办案过程进行监督，但实际上却让错案的翻案变得更难。与其强调这个，不如把司法建设得更缜密，将发生错案的几率降到最小。文/本报记者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