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清政府为何只打不到10个月就认输
1895年4月17日，日本马关。谈判中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步入人生最大危机：准备签订《马关条约》。就在20多天前，他遭到了日本人枪击，左眼下受伤，让他对日本人惧上三分。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早已摸透了李鸿章的底线，一句“尚未下咽，饥甚。”迫使李鸿章签了条约，直接培育出了中国的夙敌。
而伊藤博文说的也是实话：全日本都在饿得慌，如果中国继续和他耗下去，估计日本也会认输。
一个历史不解之谜摆在眼前，经济上超过日本，陆军武器不逊于日本，尚有百万清军的清政府，为何仅陷落了少数沿海地区后，打了不到10个月就认输了？
经济超日本千万两白银 却提前降
时间重回光绪十九年（1893）的天津，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来“友好访问”，并接受了日本著名的眼药水销售商——乐善堂的最新经济汇报。
他看到了这一汇报后，真感觉是被上了眼药。“（中国1892年）出口2760.5万（关平）两。”——《甲午战争两国经济分析》。
“1892年，日本出口总额（包括对香港出口在内）为一千九百六十五万日元。”按照中国银两1：1.5兑换日元计算，中国出口额是日本的两倍还要多。
眼看着就要开仗了，烧钱即将开始，日本的经济如此不给力，川上操六感到压力很大，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对华谍报大臣。然而，他这次4月行，还要顺便看看大沽炮台、威海卫以及辽东朝鲜地区的炮台情况，为进攻做准备。
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来访受到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热情接待，不仅让他参观了天津大沽炮台，还通过驻华外交官神尾光臣认识了李鸿章的养子李经方和外甥张士珩，建立了感情。
细心的川上操六发现，李经方和张世珩颇有经济头脑，主要体现在赚外快上。他把这事告诉了神尾光臣。一年多以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两位李鸿章大人的亲属果然不负日本人的期望，“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获利数十万两白银，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甲午战争谍报记》
日本人玩阴招无数，而这一次则是完全的不得已，日本的经济当时并不是大清国的对手：“1893年日本收入为11376.9万日元。中国1893年为8867万两。仍以一两白银约等于1.5日元计算，中国财政收入超过日本决算数1282万余两。”
与中国相比，当时的日本不仅没钱，而且部队装备一般，海军略胜出：日本舰队与北洋舰队吨位相比为59000吨：41200吨。（要是算上南洋和福建水师则相当）
关键问题是，海军决胜负为的是战略补给和海域更安全，要是没有陆军去占地盘那就是白费。1893年，日本陆军有7个师团，将近7万人。甲午战争17万多人到中国作战。装备的是日本国产的青铜炮和村田式单发枪。
与此对比的是，清军有部队101万1989人（1889年），参战部队则装备着大量的连发枪。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械局、山东军械局、安庆军械所等每年生产大量枪支和炮类。仅以天津机械局为例，1883年，一年就生产子弹393万发，足以说明其发展水平。
在甲午战争中，仅有山东军械局受到了战火的影响，其余各军械企业都能将武器装备运送给前线，持久战战完全不是问题，清军为何会在1年内就认输投降？让人不得其解。
日寇打到威海卫 大清咋就认输
难道是日本部队压境，让清政府慌乱被迫投降？从1894年7月，中日宣战以来，战场主要在朝鲜国、辽宁、山东威海、黄海等地区，始终未能波及京津地区。
按照清朝保卫京师（北京）的布局看，京津为政治核心区，威海卫为当时的军事防护地区，距离当时的京津地区还是有距离的。不久前，一位朋友从威海到天津出差，他告诉我，坐火车从威海到天津，足足需要14个小时，1340华里，而且只有K412次这么一趟快车。
在现今如此发达的时候，只有如此少的列车能到天津。原因很简单，路并不好走，而且经过的地方非常多：烟台、济南、沧州、石家庄、德州、保定……
从距离看，从威海到天津相当于本次战争日本出兵辽宁东部的总距离的2倍多，仅仅凭借这一点，如果日军从威海卫打到京津地区，至少也得1年的时间，更何况，中原地区，居民众多，清军也多，与辽宁地区地广人稀完全不同，即便是天天骚扰日军部队，也会导致其瘫痪，更何况日军全部出国部队仅为17万人。而此时，清军仍有百万之众。
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如果想打入京津地区，势必要动用全部辽宁地区的部队，届时胜负难定。而在这一观点上，清政府则是完全给予防备的，准备长期抗战的。
“（1894年）十月七日天津绅商设立商团总局，有练勇300人，城厢内外铺户设分局60余处，共练勇约2000人。十二月清政府命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马厂训练“定武军”4000余人，由德人汉纳根任教官，训练新式陆军。转年九月移驻小站，开始“小站练兵”。”——清朝天津大事记（1644—1911）
而日军却偏偏不选择天津，这让人挺难理解。看地图你就会发现，甲午战争实际上很怪，日本人从大连坐船出来，绕开天津，却奔着更南部的山东威海卫，难道是只为了北洋舰队？
日军间谍头子川上操六早就了解清军在天津大沽炮台的布防，而且天津还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不仅有天津机械局等重要军工厂，还有着大量的粮食物资。无论是早期入朝鲜参战的聂士成，还是后来近万清军基本都是从天津登船，参加对日战斗。
如果日军占领天津，不仅可以威胁到北京，要求更大筹码，还能有的更大的实惠。实际上，原因很简单，日本有点玩不起了。
从甲午战争起，日本当时有国民4000万人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当时以日本明治天皇为首的政权为了甲午战争，皇室和大臣几乎都是私人捐献给军队钱财，确保这次战争能够胜利。这除了说明，日本当时上下一心外，还说明日本已经是穷得掉底了。
1894年下半年以来，日本接连发生暴乱，海外部队更是供给不足，基本靠豪夺辽宁、朝鲜等地区军事和粮食物资生活，本土仅有7万部队负责维持秩序。
对于日本来讲，打天津要么把占领的地区全部吐出来，合兵一处。要么就是用北洋舰队的覆灭威逼利诱清朝投降。日本人很清楚，速战速决最好，要是换成持久战，日本人除了输还是输。
心里瞧扁日本 为何还会最终求和
而对于西方列强上，日本则是嘴巴涂了蜜一样表示：不攻打天津是为了各国的领事馆不遭战火。“而实际上，日本当时确实害怕天津的其余老外们对其不满，原因很简单，天津有着多国的领事馆，一旦误伤很可能让日本吃不了兜着走。
这源于当时的日本与当时的大清国一样，都受制于西方列强。就在甲午战争发生前，美英荷法四国军舰炮击日本的下关发生下关战争（1863年），随后，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导致萨英战争爆发（1863年）。日本也向西方多国被迫开放口岸，给予最惠国待遇。
“可以说，甲午战争发生时，很多（日本）人仍是极度的自卑。”——野鹿正直《思想史论集》。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军队对日仍然信心满满，来自于1000多年来对日的一向胜利。
最近一次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的前奏——1882年在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日军派出1500名士兵准备扶植朝鲜亲日政权，关键时刻，中国作为当时朝鲜的宗主国，由丁汝昌带着张謇、袁世凯率兵3000抵达朝鲜，日军当时羽翼未丰，清军一枪未放，日军匆忙跑回本国。
就心理而言，中国在甲午战争时对日本除了“低看还是低看”。然而，1895年初，清政府在丢了威海卫一地、北洋海军覆灭后，居然就选择和谈了。
按小品里的话说，没条件谁投降啊？
按照常理，想让清军彻底投降，日方必须开出必要的条件，而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日本不仅毫无让步，而且还变本加厉，希望辽东半岛和台湾都姓日。
作为清政府所谓龙脉、祖坟所在地，辽东地区包括陪都盛京，给了两地，就相当于祖坟被刨了一样。相信只要是个正常人，谁能答应啊？历史告诉我们，两国之间的和谈通常是打打停停几年，条件开得不好，重新开战。
而在当时，日本国内已经是危机四伏，若是再次开战，也许战争的胜负会倒着写出来。可这事确又让人再次不可思议，李鸿章仅仅在和谈了不足一个月后，就签署了《马关条约》。
然而，中国未能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持久战，历史教科书归结为“清廷的腐败”，无论历史的细节如何，中国打持久战的方针却在42年后实施，这让当时已经异常强大的日本在全面侵华的8年抗战中一败涂地。（记者 张毅）